刁鹏程
第十一章 辽沈战役前奏与人物命运交织
一、民主政权建立与家庭团聚
1945年9月，苏军如洪流般向沈阳发起进攻，抗联部队也随之迅速行动，宛如一把利刃，瞬间解决了西丰的伪满部队。他们果断地逮捕了伪县长，并进行了正义的宣判。
彼时，地下党与抗联部队紧密衔接，抗联代表冯春被任命为西丰县的城防副司令，而西丰县地下党书记王清仁则出任县长，黎玉贝担任妇女主任。他们还利用李学忠缴来的日本武器，组建了一支200余人的民兵组织，如同一支新生的力量，守护着这片土地。
县民主政府成立后，便肩负起了重要使命。他们积极配合苏军，全力扫清敌伪政权的残余势力，同时热情地接来送往共产党出关部队，还不辞辛劳地筹集粮食、衣服、鞋子等支军物资，为革命事业默默贡献着力量。
刘银归在沈阳工作，虽与西丰相距不远，但因工作繁忙，仅仅回去过两次。
第一次是为了指导县里的工作；第二次则是为了与玉贝团聚。
那次，他们回到了柳眉屯，并将在外地的姐姐黎芳贝接了回来。此时的芳贝，已然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尽管每日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但她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
黎家父母在日伪统治时期，饱受日伪势力的骚扰，家中的买卖逐渐衰败，土地也无人耕种而撂荒，最终因病不起，相继离世。
家中只剩下17岁的弟弟主持大局，小妹妹黎丽贝也已出嫁。这次的团聚，对于黎家来说，实属不易，然而大家心中都十分思念古秋木，只是不知他如今近况如何，每当提及，芳贝总是暗暗流泪，心中满是牵挂。
二、国民党归来与局势逆转
1946年3·4月份，苏军撤离后，国民党的部队如同蝗虫般涌入。他们身着崭新的军服，手持闪闪发亮的美式武器，一窝一窝地开进来，又一窝一窝地向北开出去，还有一些则就地驻扎下来。在这些人中，古秋木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此时的古秋木，与以往截然不同，他身着国民党军装，佩戴着两杠三花的领章，身边簇拥着一大帮警卫、勤务人员，有男有女，排场十足。他此次归来，带来了三项重要任务：
其一，建立国民党西丰县党部和县政府，他本人被任命为党部书记兼县长，同时还担任县治安大队的大队长；
其二，正式宣布共产党政权为非法，解散县民主政府，通缉共产党人员，取缔县民兵队；
其三，颁布法令，进行收费、收税以及管理经济等事务。由于古秋木此前曾担任过县长，所以这些事情他操作起来十分熟练。
古秋木前往柳眉屯，将芳贝和孩子接到西丰安了家，一家人看似过上了安静的生活。
然而，对于上级下达的清剿逃进山里的共产党人的任务，他却并未积极执行。
因为他深知，在东北14年抗战中，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队伍始终坚持抵抗，他们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而且，蒋介石对原东北军强烈呼吁释放少帅张学良、进入东北主持大局的意愿置之不理，这让古秋木内心也颇为不满。
三、姐妹重逢与局势洞察
在国民党统治下，王清仁、黎玉贝等人不得不转入地下，继续与国民党军进行抗争。
有一次，玉贝率领两名游击队员进城执行任务，不幸被一伙民团发现。他们三人走投无路之际，跑进了古秋木的院子。
当时，芳贝正带着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她看到玉贝等人慌乱的样子，立刻将她们藏进了柴房。随后，几个民团士兵闯入院子，想要四处翻找，芳贝毫不畏惧，严词拒绝道：“把你们长官叫来，谁敢在县长家里放肆乱搜乱翻！”
后来，民团大队的队长来了，他知道这是县长的官邸，也了解芳贝的情况，便不敢造次，灰溜溜地离开了。
当晚，芳贝和玉贝促膝长谈。
玉贝感激地说：“谢谢姐姐掩护了我们。”芳贝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说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还不是应该的吗。只是刚刚打完日本，怎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又打起来了呢，要是能像过去那样和平相处该多好。”
玉贝无奈地摇摇头：“日本投降后，本应享受和平生活，可国民党非要挑起内战。”
芳贝深有感触地说：“我也有这种感觉，本来觉得国民党挺好，现在却觉得他们的做法和日本人没什么两样，正在逐渐丧失民心。”
玉贝认真地说：“国民党失去民心，就意味着他们的统治不会长久，姐姐和姐夫还是要早做打算。”
芳贝轻轻抚摸着肚子，说：“我已经在家照顾三个孩子了，肚子里又怀上一个，不想再参与其他事情了。等你姐夫回来，我好好劝劝他。”
玉贝好奇地问：“姐夫不经常回来吗？”
芳贝苦笑着说：“常常不回来，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听说他带回来的这伙人中有一个女追求者在政府做事当秘书，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情况。”
姐妹俩一直聊到深夜，玉贝才和两名游击队员悄悄撤离。
四、沈阳受围与老友相见
随着局势的发展，辽沈战役的序幕逐渐拉开。东北民主联军在1948年1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他们势如破竹，相继解放了沈阳以西、以东、以北的大片地区，沈阳也逐渐陷入了三面受围的境地。
此时的刘银归，已经成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一名营长。
由于东北收缴了大量的美式火炮，急需专业人员操作，而他在苏联时曾学习过相关知识，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被抽到了炮兵部队。
沈阳受围后，党组织一方面不断派人对国民党的防御情况进行侦查，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做国民党相关人员的工作，争取让他们在大战前投诚起义。
黎家二爷黎有业住在沈阳中街附近，这里是刘银归经常落脚的地方。黎有业深明大义，在日伪时期，他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反而遭到日本人的欺压，房产、买卖、仓库都曾被霸占。因此，他在抗日过程中多次接济抗联。
这次，刘银归等人进城，主要是为了标注国民党的防御工事、岗楼、碉堡等。他们得知一个消息，古秋木的部队就驻扎在沈阳小西门附近，离中街不远。
刘银归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十分激动，他决定要和古秋木见一面。
但同行的同志们却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太过危险。刘银归却坚定地说：“我们是抗日战友，又是多年的朋友，现在还是亲属，我相信他不会翻脸不认人的。”于是，他向上级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做古秋木起义的工作。在得到上级的同意后，他潜入了沈阳。
刘银归让黎有业帮忙安排与古秋木见面，其他人则隐藏起来。
晚上10点多，黎家二爷领着古秋木来了。这是他们自举旗抗日、联合攻打西丰县之后的第一次见面，算起来，两人已经分开了16年。黎二爷将古秋木领进来后，便自觉地退出了屋子。
两人见面后，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古秋木依旧是高高瘦瘦的样子，只是眼镜后面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头上也增添了不少银发。
刘银归也比过去更加黝黑、健壮，眼角的皱纹也多了许多。
银归感慨地说：“咱俩年轻时候的愿望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建立民主、独立、自由的中国，现在马上就要实现了。”
秋木却叹了口气，说道：“是啊，侵略者刚刚赶跑，可自家兄弟又打起来了。”
银归无奈地摇摇头：“真是没想到，侵略者前脚走，国民政府就要剿灭共产党，这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啊。”
秋木也深有同感：“也不知蒋先生到底是什么意图，日本占领东北时他要剿共，日本侵略华北他也不抵抗，要不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向日本人宣战呢，他根本就不懂起码的战争规律。”
银归接着说：“少帅发动西安事变，才逼蒋抗日，结果这么一逼，把自己的政治生命都搭进去了。”
两人又聊起了黎家三姐妹，秋木说：“黎家这三姐妹，大姐、二姐分别参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害得父母也跟着操心，早早地就去世了，只有丽贝还好，嫁给了一个老实的买卖人，一生安稳。”
银归点点头：“大浪淘沙吧！芳贝和玉贝当初也是和咱们一样的爱国热血青年呢！”
这时，银归切入了正题，说：“老古，现在国民党在东北大局已败，沈阳不日就要解放，你也应该早做打算。”
秋木苦笑着说：“我何尝不想呢，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听天由命吧！”
银归连忙说：“你不能这样，共产党这边还是号召国民党起义的，像长春的60军起义后，曾泽生还当了共产党的纵队司令，你为什么不可以呢？”
秋木无奈地摇头：“谈何容易啊！一是队伍中人心各异；二是特务盯得太紧；三是国民党对我也不薄，关内还有大片土地，所以我实在是很难下定决心起义。”
银归见此，也不再勉强，只是说：“如果你不起义，我也不好勉强你，但你不应该把枪口对准共产党部队，不能再执迷不悟了。再说，芳贝和孩子们都在解放区，你还能带走他们吗？”
听到孩子，古秋木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他缓缓地说“大战开始时，我可以放弃指挥，这样部队无人指挥也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银归点了点头：“嗯，那好吧，你要早做打算。”接着，银归又问了一些关于国民党防御方面的情况。两人一直谈到凌晨，古秋木才起身离开。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他们的永别。
五、沈阳解放与后续发展
10月31日，围攻沈阳的战役正式打响。而古秋木早在三天前，就找了个借口，偷偷溜到营口，搭船去了广州，还带走了对他充满爱意的女秘书王芝萍以及两个亲兵。
解放军的炮弹如同雨点般准确无误地落到国民党的工事上，国民党军顿时大乱，如同蝗虫般纷纷涌向南边，朝着营口逃窜。
11月2日，沈阳宣布解放，紧接着，解放军乘胜追击，一举解放了辽阳、鞍山、营口等工业城市。只有少数国民党军乘坐军舰逃走。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来祝贺东北全境解放的电报。沈阳军管会随即进驻沈阳，军管会主任陈云，副主任伍修权、陶铸，带领着4000多名干部，下设办公室、政治处、经济处等多个机构，开创了共产党人接管大城市的先例。
从11月23日起，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入关。29日起，与华北军区一起组织了平津战役。
在12月20日，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塘沽的包围和战略切割。
到1949年1月15日，解放了天津。随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与此同时，淮海战役也取得了胜利。
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共歼敌55.5万人。1949年，解放战争迎来了最辉煌的一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0日，解放军二野、三野部队分三路渡过长江。
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为配合二野、三野渡江作战，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四野南下作战，在武汉附近渡江，攻克武汉后开展宣沙战役、湘赣战役，一路追击着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白崇禧，一直打到中国最南边的大陆雷州半岛。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各个战役相互关联，人物的命运也在历史的洪流中跌宕起伏，他们共同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第十二章 铁血丹心——刘银归的征战岁月
1950年初春的琼州海峡，咸腥的海风裹着浪涛拍向滩涂，每一朵浪花里都藏着解放海南岛的生死考题。刘银归率领的炮兵营编入四十军时，军长韩先楚那“旋风司令”的威名早已传遍部队——可这支从黑土地上闯出来的劲旅，此刻却被一片海水难住了：多数战士是地地道道的“旱鸭子”，刚踩进浅滩就腿肚子发颤，海风一吹就晕得直吐，连基本的狗刨都要从呛水学起。
一、木船砺剑：在浪涛里磨出锋芒
滩涂上的日子，是咸涩与汗水泡出来的。天刚蒙蒙亮，战士们就扎进冰凉的海水里，练憋气时脸憋得通红，一口海水呛进喉咙，咳得弯下腰还不肯上岸；练换气时胃里翻江倒海，吐到只剩酸水，抹把嘴又接着练。两个多月后，不仅多数人能背着步枪在水里潜行，更难的是如何让没火力、跑不快、辨不清方向的木船，变成能跟军舰较量的“利器”。
刘银归的眼睛整天盯着木船转，手指在船板上比划着炮位：“得要能‘拐弯’的炮！”他和战友们反复试验，最终选定小型榴弹炮——角度灵活，一颗炮弹就能炸出片火海，再配上六零小钢炮和重机枪，木船瞬间有了“牙齿”。船速慢，就把桨、橹都搬上船，战士们练得手上磨出血泡，硬是把人工划船练成了应急时的“加速器”；怕迷航，就把指南针、手表和风向绑在一起记，大雾天看云，黑夜里观星，连灯光、火光、信号旗的联络方式，都在沙滩上演练了上百遍，直到每个人闭着眼都能懂。
4月16日晚，浓雾突然漫过海峡，东北风裹着湿气打在船帆上。380艘帆船、32艘机帆船载着6.5万大军，像暗夜里的箭头分东西两路进发。刘银归的三营护航船队刚驶进海峡主流，风突然停了——帆布耷拉在桅杆上，船在浪里打晃。他攥着船舷的手没松，声音却稳得像礁石：“划桨前进！”几十支船桨同时插进海水，溅起的水花在夜色里泛着微光，那节奏分明的划水声，成了最沉的战歌。
二、海峡对决：帆布下的雷霆一击
“轰隆隆——”海口方向的浪峰里，突然传来敌舰的机械轰鸣，像巨兽的喘息穿透浓雾。监视哨的喊声刚落，三艘敌舰的黑影已从雾里显形，舰炮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战士们的手指死死扣住扳机，炮手的眼睛贴在瞄准器上，连呼吸都放轻了，空气紧张得能拧出水来。
刘银归却突然笑了，他冲战士们摆手：“拉帆布！”绿色的帆布迅速盖住炮口，整艘船瞬间成了毫无威胁的“运输船”。敌舰慢慢靠近，甲板上的敌兵还咧着嘴笑，手里的钢缆、钢钩晃来晃去，显然想把这艘“战利品”拖走。
“打！”刘银归的吼声像惊雷炸响。帆布哗啦被扯开，炮口齐齐喷出桔红色的火焰，第一发炮弹就砸中敌舰烟囱，黑烟瞬间冲天；六零炮弹密集飞向舰桥，玻璃碎片和木屑混着敌兵的惨叫声落进海里。等敌舰慌乱开炮时，距离太近的炮弹早没了威力，只在船边炸起几团水花。
这场突袭里，蒋军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王恩华被弹片击中，重伤倒地，旗舰拖着黑烟退出战斗。剩下的敌舰没了指挥，有的乱转着开炮，有的掉头就逃。刘银归却没多看一眼，立刻下令：“加速追主力！”船桨再次翻飞，护航船队像离弦的箭，没耽误半分登陆准备。
三、四分钟奇迹：炮口下的生死竞速
4月17日凌晨3点，登陆舰船刚靠近海口临高的滩涂，刚才的炮战已惊动了敌人。韩先楚咬着牙下令：“火力侦察！”刘银归的六零炮刚响，海滩高丘后的丛林里就传来更猛的炮声——侦察员顺着弹道一看，心都揪紧了：那是个藏在树林里的重炮群，榴弹炮、加农炮的炮管正对着海面，要是让它们开火，登陆部队就是活靶子。
“标方位！算坐标！”刘银归的声音没带一丝慌乱。战士们的铅笔在地图上飞，炮架调整的声音几乎连成一片。从瞄准镜锁定目标，到第一发炮弹出膛，整整4分钟——这4分钟里，每个人的手心都攥着汗。紧接着，15分钟的炮火覆盖像暴雨倾泻，每门炮至少打出50发炮弹，直到炮管烫得不能碰才停。
硝烟散时，丛林里只剩一片焦土：断裂的炮管插在地上，弹壳堆成小山，血浆混着碎肉粘在树干上。后来才知道，这个藏着12门85加农炮、12门105榴弹炮的重炮群，本是“伯陵防线”的核心火力点——若不是这四分钟的雷霆一击，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四十军、四十三军两路夹击，琼崖纵队和先期偷渡部队从侧翼包抄，“伯陵防线”土崩瓦解。一周后，海南岛彻底解放，10万残军要么逃去台湾，要么成了俘虏。
战后，刘银归随四野去剿匪、建政权，驻防武汉时，偶尔能见到从家乡来探亲的妻子黎玉贝——她在家乡搞党建、扫盲，每次相聚不过一个月，夫妻俩就把思念藏进各自的岗位，转身又投入工作。
四、鸭绿江畔：高射炮下的守护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炮火突然烧到鸭绿江边。美军的战机越过38线，轰炸鸭绿江大桥，丹东的房屋在爆炸声里摇晃。10月15日黄昏，刘银归跟着部队秘密渡江，鸭绿江的水泛着冷光，战士们的脚步声压得极低，直到22日，6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渡过江去——此时的刘银归已换上高射炮兵的军装，他的任务，是守护“志司”机关和铁路桥梁，织起一道空中防线。
接下来的37个月，高射炮的轰鸣声成了日常。美军战机贴着云层俯冲时，刘银归和战士们盯着雷达屏幕，手指在炮控台上飞快操作，炮弹在天空炸开一朵朵白花。累了就靠在炮架上打盹，饿了啃口冻硬的干粮，没人喊苦——他们知道，炮口对着的方向，是祖国的安宁。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署的消息传来，战士们把帽子扔向天空。这场战争里，中朝军队消灭敌军148万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超过50万伤亡的代价，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鲜血凝成的守护。
回国后，刘银归调任沈阳高射炮兵学校训练股股长，黎玉贝带着儿子赶来，在部队做服务工作——一家人终于不用再分离。1953年，第二个儿子出生；1956年学校拆分，他们举家搬到山东莱阳，刘银归任高级通讯学校教育股股长；1958年，第三个儿子降生。曾经在炮火里穿梭的身影，如今能在灯下看着孩子写字，能和妻子一起做饭——这份安稳，正是他和无数战士用铁血换来的和平。
第十三章 天涯浮沉——古秋木的乱世歧路
1948年末的广州，珠江边的风都裹着一股惶惶不安的气息。东北全境解放的消息像冷雨泼进出租屋时，古秋木正攥着杯烈酒，琥珀色的酒液在指间晃出细碎的涟漪。他盯着杯底的残酒，声音发涩：“近百万大军守着东北，怎么就败给了吃小米、扛步枪的共产党？”
这话像根刺扎在他心里。他曾是国民党的忠实追随者，可眼前的现实让他翻来覆去想不通：抗战时，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撤入关内，共产党那2.3万人的队伍，却在冰天雪地里啃树皮、嚼草根，硬是把日军拖到了投降；如今，装备精良的国军倒成了丧家之犬，他自己更是带着秘书王芝萍、两个亲信，像老鼠似的躲在这逼仄的出租屋里。
广州城里到处是这样的“逃兵”——从各个战场溃退来的师长、团长、县长，聚在茶馆酒肆里喝闷酒，聊起时局就唉声叹气。古秋木的秘书王芝萍，是这群狼狈身影里唯一的亮色。她出身北平大户，19岁那年，听了古秋木在东北军当文化教官时的抗日宣讲，看了他编的活报剧，就不顾家人反对，跟着他当了宣传队员。从北平到西安，她见证过西安事变的波澜，熬过了八年抗战的艰苦，如今快三十岁了，却还是孤身一人。
她心里装着古秋木，可他早有家室——在东北时，她见过古秋木的妻子黎芳贝，那个眉眼温和的女人，正给孩子系棉袄扣子，一家三口的温情像团暖光，让她既感动又失落。她的家世容不得她做妾，这份感情只能藏在心里，跟着他从东北逃到广州，看着民国政府在这座南方城市里苟延残喘。
一、出租屋里的真心话
广州的夜晚总亮着灯，却照不进人心的暗。两个亲信爱去街上闲逛，出租屋里常只剩古秋木和王芝萍。有天晚上，古秋木喝得满脸通红，酒劲催着话匣子打开，从上学时的理想，说到加入国民党的初心，从编抗日剧的热血，讲到和黎芳贝相识相恋的温情，桩桩件件都说得仔细。
王芝萍坐在旁边，手里攥着个空酒杯，偶尔起身给他添酒，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我这辈子追着革命、盼着进步，到头来家没了，国也快没了，以后该往哪走？”古秋木说着，眼泪突然滚下来，砸在酒杯里，溅起细小的水花。
“人在就好，只要人在，总有办法。”王芝萍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力量。可古秋木摇着头，手指抠着桌沿：“以前逃入关内，我知道鬼子早晚要走；这次出来，我连一点盼头都没有。”王芝萍怕他醉后失言被人听见，赶紧夺下他的酒杯，扶着他往床边走。
刚到床边，古秋木就扶着墙吐了一地，酸腐的酒气混着狼狈。王芝萍没皱眉，拿布巾蹲在地上擦，又帮他脱了沾着污物的外套。她正要转身离开，手腕突然被古秋木抓住——他的手劲很大，捏得她手腕发红。她挣了两下没挣开，索性坐在床沿陪着。
三个多小时后，古秋木醒了，嗓子干得发疼，要水喝时，看见王芝萍还坐在旁边，灯光下，她手腕上的红印格外显眼。“对不起，我喝多了。”他慌忙松开手，愧疚地别过脸。清醒后的他，近距离看着王芝萍，忽然觉得她的眉眼、说话的语气，竟和黎芳贝有几分像。
“门都锁了，回不去了。”王芝萍先开了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古秋木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谢谢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可你是大户人家的姑娘，我又抛不下家里……委屈你了。”
“现在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要在一起，只能是心甘情愿，是真爱。”王芝萍的话很认真，像一道光穿进古秋木混沌的心里。他猛地抱住她，声音发颤：“我真的爱你，只是怕耽误你。”王芝萍靠在他怀里，眼泪终于落下来：“但愿我们的爱，能熬过这乱世，直到永远。”那夜，两个在时代洪流里漂泊的人，终于找到了彼此的依靠。
二、动员中心里的无奈
有了王芝萍的陪伴，古秋木的情绪渐渐稳了些。他知道不能坐吃山空，开始琢磨找份工作。他带着王芝萍跑遍了国民政府的民政部、国防部、经济部，可每次都吃了闭门羹——城里逃来的官员太多，政府根本安置不过来。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在街头撞见了原东北军的老部下付连发。对方在国防部战时动员中心做事，说能给古秋木谋个职务，只是薪水不高，而且只能安排两个人。古秋木回到出租屋，把消息告诉王芝萍，两人都松了口气——重要的不是钱，是能有事做，不让日子一直无所事事在消沉里。
他找来两个亲信，从行李箱里拿出六根金条，分给每人三根：“你们跟我从关外逃到关内，现在我没法安排你们，拿着这些钱，早点找条出路。”当晚，四人在小饭店吃了顿散伙饭，酒喝得呛人，眼泪混着酒咽进肚子里，抱在一起哭了一场。第二天，两个亲信就走了，从此再没联系。
古秋木和王芝萍到战时动员中心报到时，才发现这里像个“官员收容所”——五六十人的办公室里，多半是原国民政府的市长、县长、团长。带“长”字的给个“专员”头衔，没头衔的就叫“组员”。专员每月发20块大洋的纸币，组员12块，可物价天天涨，早上能买一袋米的钱，到了下午就只够买半袋，这点薪水只够勉强度日。
工作也清闲得可怕，大家每天坐在椅子上看报纸、瞎议论。有人拍着桌子骂：“党国八百万军队，现在只剩不到两百万！共军倒从几十万涨到四五百万，这里面三百万还是咱们原国军的人，这叫什么事！”有人叹着气说：“精英都投了共军，就咱们在这装忠良，有什么用？”
古秋木偶尔会插句嘴：“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夫，党国待我们不薄，不能像浮萍似的朝三暮四。”可他话音刚落，就有人冷笑：“古专员，你倒是忠良，可党国还记得你吗？咱们在这喝西北风，人家高官早就把家搬到台湾了！”他张了张嘴，却没话说——心里的无奈像潮水，把最后一点信仰都快淹没了。
三、从台海到异国的怅惘
在动员中心待了四个月，古秋木终于下了决心：“听说蒋委员长派陈诚去当台湾省主席，政府早晚要迁过去，咱们早点走，别像在东北那样逃得狼狈。”王芝萍点了点头，两人开始四处找船票——那会儿去台湾的船票比黄金还贵，最后花了两根金条，才从票贩子手里买到两张。
乘船去台湾的路上，古秋木一直站在甲板上，看着海水从浑浊变清澈。到了台北桃园，他发现这里的秩序比广州好得多，风景也秀丽，便和王芝萍决定定居下来。王芝萍建议把剩下的金条变现，一口气买了十几套房子、几十亩地。她笑着说：“大陆逃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房子和地肯定值钱。”
没过几年，果然如她所料。要人和有钱人纷纷涌来桃园，他们的房子全租了出去，后来卖掉一套的钱，就抵得上当初买十几套的成本。国民党扩建桃园机场时，他们又卖掉了土地，不知不觉就赚了“第一桶金”。夫妻俩干脆成立了房地产公司，古秋木当董事长，王芝萍当总经理，就在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日子终于有了起色。
可安稳没持续多久，1952年左右，台湾岛内掀起“清算党国败类”的活动，胡宗南、白崇禧这些高级将领都被波及。古秋木天天提心吊胆，怕自己在东北丢下部队逃跑的事被翻出来，夜里总做噩梦。直到美国传来消息——王芝萍的家人早已定居芝加哥，捎信让他们过去团聚。
1953年，古秋木带着王芝萍和孩子，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后来，他们和王家人合资在美国注册了公司，台湾的公司成了分公司，生意有赔有赚，总体还算兴隆。1956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这个在乱世里逃亡的家庭，终于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
只是每当夜深人静，古秋木看着窗外的霓虹灯，总会想起东北的岁月——想起抗日时的热血，想起和黎芳贝的相遇，想起那些在战场上逝去的战友。他端起酒杯，酒还是当年的牌子，可味道里，总藏着一丝说不清的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