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斌
1995年1月26日凌晨5点，西昌的夜空还缀着残星，我已扛着摄像机守在发射现场。这次任务是报道长征2号E火箭发射美国休斯公司的通信卫星，同行的28岁女编辑孙延峰按规定不能进入核心区域，我成了央视在现场唯一的摄像记者。
当年的发射现场管理相对宽松，只要在安全地带能看到全景，就能架设机位。我没架三脚架，把摄像机扛在肩上，这样更灵活，心里憋着一股劲，想拍一条火箭点火、升空、直冲云霄的完整长镜头。发射倒计时结束，火箭喷出橘红色火焰，带着轰鸣声腾空而起。央视电力中心的王卫国同志在一旁紧盯着火箭，突然大声喊：“点火起飞！上升！上升！啊啊，炸了，妈的炸了！”
我从点火那一刻就屏住了呼吸，镜头死死跟着火箭。1分34秒的画面里，火箭上升的每一个瞬间都没离开过镜头中心。1分08秒时，卫星与火箭的结合部突然冒出火光，紧接着一团大火炸开。让人意外的是，二级发动机并未立刻熄火，而是顶着蓝焰倔强工作了11秒——这个被镜头清晰记录的细节，后来成了中国航天推进系统改进的关键证据。最终火箭迅速下坠，落在远处的山区里，落地时又燃起一片火海。那口气我憋到拍摄结束，看着寻像器里稳定清晰的画面，莫名觉得“这片子必有大用”。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天现场唯一一条完整记录失利过程的影像——指挥中心的公用遥控摄像机，在火箭偏离轨迹后就无法跟踪，直播画面直接黑场。北京演播室里，主持人张宏民临场不乱，对着全国观众说“发射工作正在进行中，后续情况另行发布”，也正是这次意外，让央视后来所有直播都增设了15秒延时机制，以防不测。
撤离现场后，我立刻赶到指挥中心上报。专家们围着我的摄像机，透过眼镜大小的寻像器反复观看，原本悬着的心慢慢放下——清晰可见是结合部先爆炸，而非火箭本身出问题。美国专家也一遍遍查看，只是不停摇头。随后，工作人员让我签了一份好几页的保密协议，反复叮嘱“20年内不能对外人，包括家人，提及此事”。我是军人出身，深知其中要害，郑重签了字。那些专家在机房里逐帧核查画面（1秒钟24帧），确认无断点、真实有效后，才握着我的手说“有事会随时联系你”。后来我才知道，当年航天系统连专门查看这种录像带的设备都没有，条件远比想象中艰苦。
春节过后，我被航天部门的人接去参加一场特殊会议。原来，这颗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价值3亿多美金，而当年中国外汇储备仅100亿左右，巨额保险赔付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是火箭问题还是卫星问题”。外国保险公司原本质疑是中国火箭故障，航天部门准备了一人多高的书面材料辩解，却不如一段直观影像有说服力。当我的1分34秒片子播放后，现场所有理赔代表都沉默了——结合部起火的瞬间、二级发动机11秒的蓝焰工作画面清清楚楚，而结合部的安装和程序编写，都是美方负责，中方被技术封锁，根本无法参与。这场僵持已久的理赔，就因为这段影像顺利达成。工作人员送我回去时，只说了一句“你为航天事业做了件大好事”，但我心里更多的是遗憾，毕竟报道任务没能完成。
没想到一年后的1996年2月15日，历史竟有了神奇的回响——中国宣布再次在西昌发射休斯公司的通信卫星。这次用的是长征3号乙型火箭，燃料是剧毒的偏二甲肼，我理所当然申请了任务，成功说服孙延峰编辑和我一同前往，想完成去年未竟的计划。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的第99次发射，火箭直筒尾部装了四个助推器，美国航天局负责人赛前就说：“这次发射成功了不得了，失利了也了不得。”
和1995年不同，这次现场管理严格了许多：发射点3公里内禁止人员停留，附近村民被统一安置到安全地带，记者们只能在6公里外的发射控制中心楼顶观看，全程靠电视直播信号，根本看不到现场。发射前一分钟，我鬼使神差地扛起摄像机，先对准电视屏幕开机，点火起飞的瞬间，镜头一甩，正好拍到火箭从山头升起的画面，分毫不差。我稳稳地把火箭锁定在画面中央，可没一会儿，火箭突然转向，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飞来！楼顶上的人瞬间四处奔散，我却忘了害怕，生死置之度外般跟着镜头移动，眼看着火箭又转向撞向山头，一团火光炸开，火球慢慢扩散。直到有人高喊“冲击波来了，赶紧跑”，我才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拿着摄像机往室内走。走廊里的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哗哗作响，碎了一地，控制中心内一片忙乱：中方人员有的布置善后，有的坚守岗位；美国专家捂着口鼻，急于撤离；还有日本记者的录像带被临时封存审查。
当我报告“又拍到了失利画面”时，专家们再次围了过来。因为1995年的片子已经在业内传开，这次大家对我的影像格外重视。美国航天负责人后来感慨：“这不仅是中国航天的失利，也是世界航天业的重大损失。”我的录像带再次被暂存保密，和上次一样。
这次的呛味比1995年浓得多，偏二甲肼的剧毒燃料在山坳里弥漫，冲击波直击控制中心，我肺部难受得厉害。后来才知道，一次发射的燃料量，能装满一个篮球场大小、深1米的池子。我当时反复琢磨：“怎么这么没运气？两次来都拍到失利，难道我就是为了拍这两条片子来西昌的？”
回到北京后，航天工业部一院的王院长在一次会议上拦住我：“你又立功了！两次的影像解决了保险业的所有疑问，直接促成理赔。我们想给你记功，奖励一套大红门附近的住房，怎么样？”我打听了一下，那里离央视有20多公里，上下班太不方便，就婉拒了。后来航天部门组织体检，我的多项指标都不正常，被安排到青岛疗养院康复。期间才得知，外国保险公司这次又想耍赖，质疑是火箭问题，直到看到我的片子，才无话可说。而这两次失利后，外国保险业彻底退出了中国卫星发射市场。
在青岛休养几天后，我心里惦记着老家江苏如东的野生河豚——从小吃到大，知道它美味却剧毒，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我当时想着“以毒攻毒”，没想到还真管用，30年过去，肺部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只是查出重度脂肪肝，也算给这段经历留了个特殊“纪念”。
1996年下半年，我调到了央视时政新闻部，之后25年直到退休，再也没去过卫星发射现场。哪怕有任务找上门，我也会找理由推辞。身边知情的同事总打趣：“发射现场没看到你，总指挥可以放心发射了！”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是被航天部门领导口头记功的人。虽然错过了很多见证中国航天辉煌的时刻，但我不后悔——两次失利，两段影像，已经在我生命里刻下了最深的航天印记。
这些封存的记忆，直到2012年才正式解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事故汇编》的37页和39页，还收录了当时的现场照片，而我拍摄的两段影像，早已成为中国航天改进技术、厘清责任的重要史料。如今，长征系列火箭已飞行五百多次，从未失误，中国空间站成为世界第一，航天技术走到了世界前列。那些当年的遗憾与坚守，那些用镜头定格的瞬间，不仅助力了两次关键理赔，更见证了中国航天“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韧性。这段跨越30年的记忆，是我作为记者的职业荣光，更是中国航天从挫折中奋起的生动注脚。
2025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