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生 

清明又至。晚饭后接到弟弟电话，商量回桥林老家给父亲上坟的事。挂断电话，翻开台历，才惊觉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这些年来，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往事如烟，最难忘的却是他眼中闪烁的泪光。

1982年深秋的清晨，霜色未褪的江浦县政府大院门前马路上，早早地列起了几排长队。我们这批刚换上崭新军装的百余名新兵，在部队接兵干部短促有力的口令声中，背着统一发放的被褥，像一株株青松般挺直腰板。约莫一袋烟的功夫，从对面的县汽车站驶来几辆大客车，车身上“光荣入伍”的红绸带被晨风吹得簌簌作响。此刻，晨雾渐散，在欢送的锣鼓声中，我们按编组序列登车，军旅生涯就此启程。

秋日的暖阳洒进车窗，大客车缓缓起动，引擎的低鸣淹没在送行的人群中。我倚在车窗边，忽然在人群中瞥见父亲——他中等个头，正微微踮起脚尖，随着慢行的车辆急切地张望，那努力眺望的身影仿佛下一秒就要跃起。我家离县城有近40里的路程，交通不便，我想父亲应该是起了个大早，骑着他那辆已然破旧的“二八大杠”，赶来为我送行的。

行驶中的大客车渐行渐远，我看见父亲抬起粗糙的右手，用手帕在脸上轻轻擦拭——那是父亲的第三次落泪。车窗外的风卷着尘土，他的身影在视线里渐渐模糊。那一刻，我的眼眶猛然一热，恍惚间，竟觉得不远处浦口火车站的旧月台在晨光中浮现，而《背影》里那个蹒跚攀爬、怀抱朱红橘子的父亲，正与眼前这个沉默的中年男人重叠。

父亲第一次落泪时，我还没有出生。那是1962年的初夏，父亲就读的南京六合师范学校因多种原因停办。还有一年时间就要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父亲，身份一夜间变成了“回乡知青”。回乡意味着务农。放牛娃出身的父亲，一心指望读书改变命运，如今希望破灭。巨大的反差让父亲一时难以适应，奶奶说，那天傍晚，回到农村老家的父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哭了一夜。杨庄老屋的土墙漏进月光，照见木箱里那叠整整齐齐的课堂笔记，最上面压着半片风干的茉莉花瓣——那是他离校时从教室窗外摘的。

第二天清晨，父亲红肿着眼睛走出房门，手里捏着那张未能完成的毕业证书。证书边角被摩挲得起了毛边，“肄业”两个大字在晨光里泛着冷光。当生产队上工的哨音响起，他默默地把肄业证书收进木箱，拿起爷爷用过的锄头，走向田间。那一年，父亲二十岁。

父亲的第二次落泪，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是1975年的春天，大队里那位南京城里来的女知青因公殉职。这位女知青扎根基层，刻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在改良品种、科学种植等方面做了不少实事，深受群众爱戴。追悼会上，父亲作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致悼词。我站在学生队伍里，看见父亲站在主席台上，褪色的中山装左襟别着支英雄牌钢笔。“她就像一粒种子，”父亲说：“从城市来到农村，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话未说完，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镜片。台下响起抽泣声，父亲摘下眼镜，用衣袖擦试泪水。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的眼泪里，不仅有对逝者的哀悼，更有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追寻。

那支钢笔后来别在了我的初中课本上。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在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里发现当年追悼会的讲稿，在最后一页的背面上写着“我们一定要科学种田”歪歪扭扭的九个大字，那是那天追悼会上公社领导讲话时，父亲站着写下的。

1985年梅雨时节，我在部队收到家书。信纸上是父亲工整的钢笔字，字迹比往常潦草几分：“今收到补发的毕业证书，二十三年夙愿得偿……”信纸背面洇着几处水渍，那是父亲的第四次落泪——是喜极而泣的泪，是岁月沉淀的甘霖。随信寄来一张照片，父亲站在老屋门前，双手捧着崭新的文凭，嘴角微微上扬，眼角的皱纹里却闪着泪光。照片背面写着：“文凭虽迟，终不负当年挑灯夜读。”我把照片夹在日记本里，在军营的夜晚时常翻看，仿佛能听见父亲摩挲文凭时，指腹与纸张摩擦的沙沙声。那些洇开的泪痕，像极了当年肄业证书上未干的墨迹，在时光里慢慢晕染成岁月的年轮。

2016年初秋，风扬成歌、雨落成诗的时节，父亲在满院桂香中永远阖上了双眼。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值钱的物什，整理遗物时，我将那张补发的毕业文凭郑重地收进塑封袋里——这方单薄的纸页，便是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永恒纪念了。

如今每次回到江浦，总要绕到政府门前转转。当年我们百余名新兵打过地铺的县政府大礼堂早已拆除，原地矗立着崭新的浦口区政府办公大楼。老汽车站也摇身变成了金浦广场，四周高楼拔地而起，玻璃幕墙映着天光。物非人亦非，唯有那个霜重露冷的清晨记忆，依然鲜活如初，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闪着微光。

作者简介：吴永生，60后，系江苏省作协会员、浦口区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