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
《归宿》这本书，是作者桂新华2025年的最新作品。早在2024年末，作者便告诉过我们一众醴陵文学界的朋友，他的最新作品集已与出版社签约，将在近期出版发行。一名作家，其作品即将出版发行，这本是天大的喜事。特别是在一个县级城市，就更加万分难得了。于是，我们像等待新生儿一样，怀着紧张又喜悦的心情，等待《归宿》问世。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月份里，这份期待终于瓜熟蒂落。
当作者带着50本未拆封的新书来到我办公室，并委托我在新年年会上作为礼物送给醴陵的作家朋友时，我的心既激动，又感动。激动的是终于见到了这部期待已久的作品，感动的是这是一份厚重的信赖与嘱托。
作者桂新华，在醴陵文学界是一面旗帜。于公，他是醴陵文学界最早一批作家，协会的最早倡议者之一。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从上世界80年代末到现在，他一直深度拥抱文学，从未离开过。于私，他是我文学路上的领路人，从2017年介绍我加入醴陵作协至今，不但对我关怀备至，更是给我上了近300堂文学课，帮助我树立文学自信，点燃文学灵魂。
于是，我怀着这分复杂的心绪，翻开了《归宿》。
一、语言朴素是作者的活招牌
《细节》其文，文如其名，字里行间，处处是细节。读这篇文章，如听一位邻家老翁，在春雨连绵的午后，围炉漫谈，十分亲切。这篇文章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炫技的结构，就像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一般，天然而成。其语言特色，是一种沉浸在日常生活的、近乎本能的朴素。这种朴素并非简陋，而是一种经过岁月洗礼后，直抵事物本身的语言选择。它不追求惊人之语，却因对“细节”近乎虔诚的凝视与描摹，让寻常人事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也让幽微的情感与深邃的思考，在看似平铺直叙中悄然流淌。
他的朴素，体现在叙事口吻的亲切上。比如文章开头：“时冷时热的春雨，温差之大，不像往年，倒像个婴儿，已经哭过10天了，看来还不愿停住哭泣。”将天气拟人化为一个任性的婴儿，这种写法并不新奇，甚至带点乡野的“土气”，但这“土气”却让读者远离了“文气”，带我们直接进入到作者的世界。作者自称找寻旧作是“打发日子”，旧作则像“羞答答”“未出闺阁的大龄女子”。这些用语家常、亲切，仿佛写作不是一项庄严的工程，更不需求焚香净手，而是生活本身。文中大量使用口语化的词汇和句子：“说来也很委屈”、“真像个特务”、“弄得我哭笑不得”。他的语言状态，是松弛的，敞开的，它邀请读者进入的，不是一个精心构筑的披着艺术外衣的文化堡垒，而是一个充满烟火气、允许思绪漫游的老屋场。
这种口语化的朴素，核心却包裹着极为敏锐和精准的细节捕捉。作者的眼睛仿佛自带放大镜，能将被常人忽略的微观世界无限放大、延长。比如父亲劈柴：“劈出的柴火，油光水滑，露出松树透亮透亮的‘心脏’，不断地散发出松树的浓浓诗意。”一个“心脏”的比喻，就赋予木头以生命，那“透亮透亮”的质感与“浓浓诗意”，便从视觉、嗅觉直通读者心灵。又比如春节的鸡：“五只土鸡，用泉水煮熟，摸点豆油和食盐，就挂在床头的菜钩上……到了子夜时分，微风一吹，那香味直入五脏。”这里没有直接说“香”，而是通过“床头菜钩”、“子夜微风”，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那香味成了有形的、可感的实体。他进一步印证了作者的观点：“离开了这些细节，生活就成了空洞的概念；人，就变成了一堆死肉。”作者的语言，正是抵抗这种“空洞”与“死肉”的最有力的武器。
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更进一步体现在通过微小动作揭示人物性格与命运的笔法上。写新兰妹妹送蛇果：“她像小偷一样把3个蛇果安全地放进了我的包里，又用双手拍了拍我的采访包，拉了二次包上的拉链，她再次摸了摸包的四周，生怕蛇果会从包里跑出来，一晃就飞了。”一连串的动作——“小偷一样”、“拍了拍”、“拉了二次”、“摸了摸”——将一个新兰妹妹那种极度珍惜物质、对“华爷”笨拙而真挚的关爱、以及近乎偏执的谨慎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她后来在垃圾堆里为病重的丈夫找回6000元钱，“一分不少地交给了他”，并说“我不怪他，他是病人，太可怜了……我也小气，把钱看得很重，但绝不要不义之财！”这些言语与先前的行为形成强烈对比，让这个被周围人视为“愚蠢”、“小气”的女人，其内心的善良、责任与一种近乎圣徒般的坚韧，自然地立了起来。另一个令人心碎的细节是父亲临终前要求服下剩余的13粒昂贵药丸：“他一再要求，我只好满足于他……13粒红色的小丸子慢慢地进入他那苍白无力的口中。他露出了可爱的笑容。发自内心的一个久久的笑容。”这个细节冷酷而温暖，“可爱的笑容”与“苍白无力”形成鲜明的对比，将一位老人对生命的留恋、对财物耗尽的心痛、以及对命运最终的坦然，全部凝结在这最后的吞咽与微笑之中。这些细节之所以动人，正因为作者的语言剥离了一切感性，只是冷静地、忠实地呈现，将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完全交付给事实本身。
这就是《细节》一文朴素的语言风格，成就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不喧嚣，不训诫，只是静静地呈现、耐心地诉说。因为相信真实细节本身蕴藏的力量，远胜于任何华丽的议论。这种回归具体、凝视微末的写作姿态，提醒我们，文学的意义并非总在宏大的叙事里，更在父亲劈柴时飞溅的木屑中，在新兰妹妹紧攥又松开的掌心里，在一只麻雀为了一枝红花而冒险的瞬间中。作者用他独特的语言，让这些易逝的细节在纸页间获得了呼吸，变得鲜活起来。这些呼吸是平实的，也是深邃的，它让我们在阅读之后，也不禁想“降低眼光”，重新审视自己被忽略的周遭，在朴素的生活里，打捞属于自己的、闪光的“细节”。这或许正是这篇文章朴素语言所抵达的，最不平凡的境界。
二、文学家乡是作者的出发地
《姚家坝》既是作者生长的家乡，也是作者的文学家乡。他就像一本边角磨损的旧相册，每张照片虽不够精致，却带着生活真实的毛边与温度。作者笔下的故乡情怀，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乡愁呐喊，也不是刻意美化的田园牧歌，而是一种更复杂、更真实的东西，既深深扎入那片叫姚家坝的土地，又坦然承认自己本不属于那里的矛盾；它既饱含童年滤镜下的温柔光亮，又不得不直面岁月变迁带来的陌生与隔离。这种情怀，是在“是”与“不是”之间徘徊的确认，是在记忆与现实之间拉扯的思念，因而变得格外有力量。
作者开篇便坦诚：“其实，我不是姚家坝人。”他的胞衣埋在广州常坪镇。这种身份的“错位”，恰恰构成了他故乡情怀的独特底色。姚家坝之于他，并非血脉意义上的原乡，而是精神上的收养地，也是文学的出发地。他细数那里的一切：“姚家坝火车站、姚家坝南田桥小学、姚家坝乡、姚家坝村、姚家坝的山、姚家坝的水、姚家坝的妹子”，一连串的重复命名，是一种固执的确认，试图通过呼唤名字，将这片土地更深地刻入自己的生命密码。五十年后与老支书的重逢，对方能一眼认出“华伢子”，并能清晰忆起当年“父亲挑着你和妹妹，你母亲背了个包包”的家当，这份来自他人的认证，让他在姚家坝的存在变得坚实可信。故乡，有时不是由出生地定义的，而是由那些记得你童年模样的人和事构成的。作者在此触及了故乡情怀的幽微层面：我们渴望被一片土地记住，如同我们记住它一样。
这份情怀最动人的部分，在于那些无数微小到近乎琐碎的事物。那些草是记忆的精灵：“麻根草根茎较白又长颇甜”，是童年的“水果”；含羞草“很活泼，天真得不得了”；而“公婆草”则隐秘地启蒙了他对性与情感的懵懂认知。这些草木不是风景画中的点缀，而是与他有过具体相互感知的生命，这便让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活了过来，不再是作者记忆中的死物。食物的记忆更是刻骨铭心：母亲用猪尿水浇灌出的菜苗“风风火火地亮丽起来”；春节煮熟的土鸡挂在床头，“晚上睡觉都闻到鸡香味”。这些细节带着气味和触感，是身体性的记忆。甚至劳动带来的屈辱与坚韧，也成了故乡体验的一部分：卖芥菜被刁难，“一气之下，把那30多斤芥菜全部摔在那女人身上”；清晨挑猪尿水，“一根小扁担，两头钩个大尿桶，拖着一个矮胖的小身子”。在这里，故乡的美与苦是浑然一体的，也正是这些困窘、汗水和委屈，让后来的甜与思念更有分量。
作者的故乡情怀，始于一个孩童“好奇的眼睛”对世界的纯粹观察——房东院子里的两棵枣树，被他看尽了四季的表情，甚至幼稚地“偷”鲁迅的句子来描摹。接着，是十四岁后作为知青“像一个真正的农民埋头劳作”的七年光阴。他详细列举“翻田挑粪，除草累肥，挑塘泥，搭田岸，出牛栏”。他说这段岁月“为我的人生涂上了浓重的金黄底色”，这底色，是与土地直接肌肤相亲的体验，是与农民共悲欢的“牢不可破的感情”。这种情感，因亲身参与而超越了旁观者的浪漫想象，变成了生命本身。
然而，最深刻也最可贵的，是作者故乡情怀中那份清醒的审视。他没有将故乡凝固在童年的记忆里。当新时代的浪潮席卷乡村，他敏锐地感到了“焦虑和不安”。他看到的，是“衣衫不整，表情木讷”，是“只有老人孩子留守的荒寒”，是农田的荒芜，是人心在物质与精神间的失衡。他痛苦地发现自己与新一代农民之间有了“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隔膜”，“就像长大后的儿子与父亲之间，那种无法沟通、深深‘代沟’的存在”。这种“陌生感”没有让他选择背过身去歌唱旧日牧歌，反而促使他更努力地去理解。他意识到，今天的农民“不仅仅是衣着与外表，更是内心和精神的层面”在变化，他们有着与城里人同样的对浪漫、对权利、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他批判那些“固定调调的‘八股文’”式的乡村书写，认为那是“典型的脱离生活脱离百姓的人云亦云”。写到这里，他的故乡情怀，便完成了升华：从对过去的追溯，转向对未来的思考。他呼吁作家们去关心那些“积极投入、努力奉献”的乡村新人，包括“有文化、有理想抱负的、生气勃勃的知识青年和大学生村长及驻村第一书记”。在他的视野里，故乡不是一个回不去的终点，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需要被真实书写和参与建设的文学现场。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故乡。它的底层，是姚家坝的草木、溪流、枣树与猪尿水桶构成的感官世界，是一个异乡孩子被土地接纳的温暖记忆。中间层，是汗水浸润的青春岁月，是与农民命运相连的深刻认同，是“血管里的红色液体”传承下来的某种倔强道义。而它的上层，则是一个写作者的自觉与责任：拒绝将故乡他者化、景观化，勇敢地直面它的阵痛与希望，在“挽歌”与“牧歌”之外，作者试图找到一种更诚恳、更当下的叙述方式。
故乡是什么？对作者而言，姚家坝或许不仅是一个地理的答案，而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追问，一场与土地、与记忆、与变迁的漫长对话。他的笔，便是这场对话最朴素的记录。
三、文学情怀是作者的助推器
《文笔峰》这个名字，对于醴陵作家而言，不仅仅是一本刊物，更是一段长达15年的文学记忆。
作者“从文笔峰谈起”，谈的远不止一个文学团体，而是以“文笔峰”作为一个平台，一个窗口，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根植在县域、牵连着血脉的文学情怀。这种情怀不华丽，不喧嚣，甚至带着几分“傻气”和“土气”，却因它的绝对真诚与温暖，而显得格外有力量。
作者的文学情怀，首先是一种有具体指向的、报恩般的情感源头。他不谈为艺术而艺术，也不谈为流芳百世，他开宗明义，坦诚得令人动容：“首先，我是为母亲而写作。我不怕别人笑话。”这句话，是他整个文学世界的基石。他将母亲——那位“一辈子受人欺负”、饱经父亲“土匪性格”折磨、在困苦中默默流泪的善良女性——置于自己写作的源头。当他的第一本书《母亲的眼泪》出版，拿到八千元稿费时，那不仅仅是一笔收入，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赎罪”与“报偿”。他细腻地描绘母亲去邮局取款时的场景：母亲如何“特意穿了件水红色上衣”，如何“红光满面”，如何将那盖着红印章的稿费单给邻里传看，如何一遍遍蘸着口水数那叠钱。这些细节，没有丝毫的虚荣，只有儿子让母亲扬眉吐气的欣慰，以及文学带给一个平凡家庭最直接、最朴素的尊严。他说：“《母亲的眼泪》一出版，就轰动了古城……随着这本书的影响，母亲就真正的‘站起来了’，再不受任何人的欺负，包括我父亲。
就是文学的力量。”这让我想到了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一文中提到的文学初衷。在他们共同的文学初衷中，文学不再是阳春白雪，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月亮与星辰，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场景，是儿子为母亲打造的一副坚硬的铠甲，一是剂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这份为至亲而写的初心，贯穿了他三十五年的创作生涯，让他的文学情怀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人间的温度和生命的重量。
其次，他的文学情怀体现为一种捆绑在“团队”与“土地”的奉献精神。他毫不避讳自己是个“极普通，普通得就像青菜萝卜一样的‘作家’”，挤不进“一级作家的行列”。他将自己与团队创始人丁发明先生的关系，幽默而深情地比作“生死‘夫妻’”，一个主外讨钱化缘，一个主内计划柴米油盐。这种将文学事业视为需要经营、需要付出、需要患难与共的“家业”的心态，是一种极其朴素而可贵的担当。他自豪于“协助丁发明先生带好了一个团队，带出了56位优秀作家”，认为这支“浩浩荡荡的文学大军”能为醴陵精神文明建设出力。他的情怀不再是充满个人浪漫主义的孤芳自赏，而是有了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共同奋斗的集体温度。
再者，作者的文学情怀中，包含着一种清醒的、对文学本质与写作者责任的朴素思考。他多次谈及“天赋”与“勤奋”的关系，观点直率而实在：“自古以来……弄文学，首先就要有天赋。”他坦言自己“没有多少文学天赋”，甚至因为相信一位老作家“年龄越大越好”的劝告而感觉自己“受骗了”，蹉跎了岁月。这种自我剖析的勇气，恰恰源于他对文学神圣性的敬畏，而非轻视。他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将精力转向发现和培养新人，劝退没有天赋者，同时告诫有天赋者必须努力。他更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声音铿锵有力：“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个时代。”他直面社会的疮疤——“拐卖儿童现象，食品不安全，贩毒吸毒等丑事”，也看到“好人更多”。他呼吁写作者“实实在在的书写这样一个时代”，写“中国人的酸甜苦辣”和“生存状态精神面貌”。这份责任感的背后，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朴素信条：“学善，从善。做一个好人。”他将这信条延伸至对自然的敬畏：“向大自然学习。这是我的口头禅。”他认为大自然是我们“永远的老师”，能治愈伤痛，抚慰灵魂。于是，他的文学情怀，从为母亲写作的小我起点，最终扩展为一种对土地、对人民、对时代、对自然万物的广阔关爱与担当。
最后，他的情怀体现在一种豁达而坚韧的文学生命观上。他把自己比作“猴子捞月”的“傻人”，做着或许徒劳却决不后悔的趣事。他形容文学是“百花园”，里面有梅花、牡丹，也有“无名小花”。而他对自己和众多普通写作者的定位，平和而自信：“即使我们这一辈子，做不了名花，只能做一朵无名小花，自然也会有人把它搬进自己的书房。说不定也会散发出一点点香气。”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一种深刻的自知之明与对文学多样性的尊重。他甘愿做这样一朵“无名小花”，在自己的位置上，为母亲、为朋友、为脚下的土地、为这个时代，散发那一点点独属于作者本身的“香气”。
通观全文，作者的文学情怀，是由“为母亲写作”的孝心、“为团队奉献”的义气、“为时代记录”的责任、“向自然学习”的谦卑，以及“做一朵无名小花”的豁达，共同编织而成。它不追求理论的深邃，却饱含生活的质感；不标榜主义的先锋，却坚守良知的底线。正是这种将文学彻底生活化、生命化的情怀，告诉我们，文学的力量，在于写作者那颗心是否足够真诚、足够善良、足够贴近大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确实是一位“普通得像青菜萝卜一样的作家”，但他的文学情怀，却像青菜萝卜一样，是时代的厨房里、餐桌上，不奢华、无点缀，但最不可或缺的精神供养。
四、社会责任是作者的探照灯
灾难，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们在灾难中思考人性，探讨得失，畅想未来，这是常态。而我们读《从“新冠”谈人类的灾难》时，又会有新的体会。作者没有挥舞着道德大棒，也没有堆砌宏大的理论，只是用他那一贯朴素、近乎拉家常的语言，将疫情下的众生相娓娓道来。然而，正是在这种近乎平淡的叙述中，一种深沉而恳切的社会责任感，在文字里蔓延。这份责任感的精髓在于：它不在高处呐喊，而在低处凝视；不急于给出答案，而致力于呈现问题、记录人性微光与幽暗，并坚信文学这盏灯，能在灾难的迷雾中照见救赎的可能。
作者的社会责任感，首先体现为一种超越事件本身的、深沉的历史与人文对话。文章起笔便将“新冠”置于“人类的灾难”这一宏大叙事中来审视。他没有停留于对疫情本身的恐慌描述或简单歌颂，而是迅速将笔锋转向文学，转向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和加缪的《鼠疫》。这不是掉书袋，而是为当下这场具体的灾难，寻找一个理解与言说的精神坐标。他从中提炼出人类面对灾难时的永恒命题：“坚毅，顽强，乐观，自信，友爱，善良”与“自私，恐惧，怯懦，贪婪，邪恶”的搏斗。这种视角，使得对疫情的思考脱离了即时性的新闻层面，上升为对普遍人性的窥视。他指出，“人类只有与自身的自私、恐惧、怯懦、贪婪、邪恶品行进行持久的斗争，才能最终战胜灾难。”这句话，点明了他责任感的深层指向：灾难的根源，往往深植于人性幽微之处；社会的疗愈，必须伴随人性的反思与净化。这种将社会问题最终引向人性内省的思考路径，是其责任感深刻性的核心。
更为可贵的是，这种宏大的关怀，是通过一个个微小、具体甚至略显琐碎的“人间戏剧”来承载的。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有着极其鲜活的“人间烟火气”。他写了四则疫情中的小故事，每一则都像一幅简笔素描，却精准地捕捉到了灾难如何像一面镜子，映照并重塑着普通人的关系与内心。
那对准备离婚的夫妻，因隔离被困于同一屋檐下。从最初的“仇视”、“只做自己的饭菜”，到妻子因电视里生死报道而触动，主动邀请丈夫吃饭，两人最终和解。作者没有进行任何心理说教，只是平静地呈现对话：“老公，从前是我不好，惹你生气了”，“老婆！我也是这么想的。” 平淡的言语背后，是灾难下人们对个人生命优先级的思考——在死亡的阴影下，日常的积怨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作者记录下这个转变，是在提示：社会的和谐，往往始于一个个家庭裂痕的弥合，而极端情境有时能带来这种珍贵的“清醒”。
那两个因广场舞领舞之争而五年互不理睬的邻居，在蔬菜断供的窘境中，由一方主动赠菜，瞬间化解了经年的冷漠。“老黄拉住老张的手激动得哭了。这两个女人哭成了一堆。” 作者评论道：“好像一幅天真有趣的漫画。” 这里没有批判谁对谁错，而是呈现了“匮乏”与“互助”如何消解了虚妄的“面子”与“地位”之争。他的责任感体现在，他相信并愿意记录下人性中利他、善良的本能，如何在危难时刻被激活，成为社会黏合剂。
还有那个贩卖野生动物的老同学，在电话里忏悔，“今后，我改行，不做这个生意了”，并与作者约定互相监督。
还有那位有婚外情的企业高管小秦，在隔离期间重新发现妻子的好，决心结束婚外关系。这些故事，直接呼应了作者对灾难根源的思考——“灾难大多与人类的自私有关”，无论是口腹之欲的贪婪，还是情感上的放纵。作者的责任感在于，他不仅批判，更满怀希望地展示“觉悟”的可能。他通过这些“案例”，实实在在地告诉读者：社会的向善，依赖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自觉与改过迁善。
正是基于这种对具体人事的细致观察与记录，作者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写作者的社会使命：“我们这些作家，应该把这些灾难记录下来，告诫后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并非空洞的口号，因为他已用前文的诸多故事，为“记录”二字填充了血肉。他认为，这些真实的、带着体温的“案例”，是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的“经验”。他的责任感，便有了新的高度——文学应为时代存档，为后人提供镜鉴。
文章的结尾，思想再次升华。他由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想到“灾难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邪恶和无穷的欲望。” 这便将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反思，拉升到了人性哲学的高度。他的社会责任感，因此获得了一种悲悯而清醒的底色：他记录光明，但不回避阴影；他呼吁善良，但深知与欲望和邪恶的斗争是持久战。这种清醒，让他的责任感避免了盲目乐观，显得更加稳重和可靠。
通观全文，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式的担当。他不写激昂的宣言，只写夫妻的晚饭和邻居的一把青菜；不谈抽象的人民，只谈具体的老张、老黄、小秦。他的语言，洗尽铅华，如同他笔下那些在灾难中醒悟的普通人一样质朴。然而，正是在这种质朴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社会观察入微的敏感，对人性微光的执着捕捉，以及对文学记录时代、教化人心功能的坚定信念。他的责任感，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自下而上的生长；不是火炬般耀眼的指引，更像是无数萤火虫般的凡人善举与自我反思汇聚成的微光。这道微光，犹如一道探照灯，凝视着通往更善社会的崎岖小径。
语言朴素，文学家乡，文学情怀，社会责任，是我从《归宿》这本书里读到的。这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他从家乡出发，带着文学的思考，带着社会的责任，以最朴素的语言和情感，写出了最真实的人间与烟火，这些朴素中的幽微，或许就是作者想把我们带到的地方。那个地方，作者给他取了一个朴素的名字，“归宿”。
作者，张毅，醴陵市作家协会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