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红祸》，心中有一种沉重，主人公讲述的故事留给我太多的思考。掩卷长思，当年是什么使人愚昧与疯狂？
电影艺术家田华从北京家中打来电话说：书写的很真实，你把有些人物写活了。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导演严寄洲老师也从北京写信来说：《红祸》31日收到，元旦假日一口气读完。我认为这部书太重要了，他通过彭勃的个人遭遇，看出了可恶的文革丑态……
书中的主人公彭勃将军几次说，这部书写的很好，没有夸大，也没有溢美，真实的反映了文革特殊时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情况。虽然是以我为主线，实际上是以小见大，反映的是文革的历史。
前辈和老师们的肯定令我感动，感动之余却是深深的感激。
可以说，这部书是我和彭勃将军共同完成的，是我们老少两代人用心写出的一部作品。没有将军的支持，这部书是难以完成的。记得是他多次约我深谈，要我写出这段历史。
他从1969年那个寒冷的冬季讲起，讲他如何奉中央之命从野战部队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职；讲他在组织拍摄电影《红灯记》和《闪闪的红星》期间与江青等人之间发生的矛盾与斗争；也讲他和田华、王心刚、严寄洲、张良等老导演、老演员的交往与情谊……
他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将那一段特殊的历史讲述给我听，不仅说他的遭遇，更说他的困惑、迷惘与无奈，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展现在我面前。
更让我感动的是将军那包容一切的胸怀和自我检讨的宽容心态，他把他对那段特殊历史的思考都写在了《红祸》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说：
30多年前，我奉中央之命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因此，接触了江青。我于无意间成为江青这个“红都女皇”登基路上的一粒小小的拌脚石子，成为“丘八管秀才”的典型，多次被打倒、批斗。现在想来，那期间，我个人的每一次起落沉浮，无不和当时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八一厂的6年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那段历史之所以难忘，是因为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的非常微妙，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恩将仇报、揭发告密的故事习以为常。人人以斗争为荣，以和谐为耻，今天你斗我，明天就可能是我斗你，直斗的混天黑地，人人都找不到北。斗来斗去，斗的“母鸡不下蛋，公鸡不打鸣”，地里生产不出庄稼，工厂生产不出产品，“造反者”还高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看来觉得荒唐，那时却觉得非常“革命”。当然，也有清醒者对当时的现状不满，但那是绝不敢说出来的。说出来就是杀头之祸，灭顶之灾。
那段历史之所以难忘，更因为邪恶虽逞一时之凶，正义却从未低头。在我被关期间，每天晚上总是有人偷偷的送来两个鸡蛋。我还收到一张没有署名的画，画的是一枝老梅，上书两行小字：“老梅能顶霜傲雪，梅花虽少雪三分白，却多雪一段香。”暗示要我顶风傲雪待春来。我的夫人朱烨丽更对我不离不弃，呵护有加。特别是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派人传话给我，要我顶住，再等十年二十年，总有说话机会的。正是这些无私的关爱，使我咬紧牙关，最终渡过严寒，笑迎春风来。
现在欣逢盛世，四海升平，万众一心，强国富民，稳定是强国之基，和谐乃富民之本。我将这段过去的故事说出来，是希望现在处于幸福祥和中的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不再重蹈那段历史，起到一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至于书中的一些事牵扯到了当时一些做了错事的人，回头想想，却不能全怪他们，个人没有超越历史的力量，他们当时那样做，也是环境所逼和保护自己的本性使然。人性中的弱点在危难时刻表现的尤为突出。现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应该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时候。我们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所需要的是进行一些反思，吸取一些教训，共同努力使这样的悲剧历史不再重现。
我在八一厂工作6年，结识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许多老导演、老演员，例王心刚、田华、严寄洲、张良等，现在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也或许有意无意地伤害了一些同志，虽是环境所迫，但仍时时自责，在此，我向所有的当事人道一声对不起，敬请原谅！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同良文讲，对在那段非常时期做了错事的一些至今还健在的同志尽量不用他们的真名吧，留给他们自我反省的空间。我希望他们看到此书时，如果一些事实因年代久远，回忆的不是太准确的地方，或做了错误判断的地方，能给作者指出来，以便改进。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文过饰非，应当尊重事实，以史为镜，这样才能给后人以启迪。
我今年八十有六，身体仍然健康，我真诚的伸出手，对所有共同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同时代人说一声：让我们走出历史，告别昨天，携手创造和谐的今天，共同迈向幸福的明天！
读着彭勃将军写的序言，字离行间可以感受到一位敦厚长者的宽广胸襟。是呀，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少一些仇恨。
耳边仿佛响起了韦唯的歌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是呀，这世界需要的是和谐而不应是斗争。
（《红祸》是徐良文完成的一部和南京市文联的签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