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去燕子矶还是若干年前，好像临近江边时七拐八弯，老屋叠架而陈旧不堪，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在狭窄泥泞中穿行。欣赏燕子矶的自然之美，与公园跟前的杂乱无序，一样让我印象深刻。此一趟乘车再往燕子矶，由和燕路直行，却是宽敞平坦，绿化带依次沿伸，远远就可以看到燕子矶郁郁葱葱的雄姿，雅典古朴的园门座落于大路旁……
周围环境变了，几乎难以辩认。不变的是燕子矶，它历经沧桑而洞悉世事，只因目睹太多人生悲欢、潮起潮落！
园门旁的“南巡蹬道”，将人引向矶顶的“御碑亭”，记述着康熙皇帝五次率群臣登临燕子矶的典故。峭石小径旁以形命名的“酒樽石”，传说是李白把酒问天、一醉方休的诗仙遗迹。江风浩荡，波涛翻卷，激起多少壮志豪情。毕竟，望大江东去，想世代兴亡，给帝王开阔治理天下的胸襟，给诗人点燃浪漫情怀的火种，燕子矶似乎能“点石成金”。
那是一种值得后人遐想的生命状态。康熙皇帝从京城出巡，一路前呼后拥，固然不乏君临天下的排场，然而当朝在位数十载，平定北疆、收复台湾，“康乾盛世”的强盛景观，已经溶入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史册。“康熙微服出访”的民间故事之多，直至屏幕上的康熙幽默诙谐，也是康熙留给后人的遗产吧。在燕子矶上想到康熙，仿佛《康熙王朝》主题歌犹在耳边，韩磊用低沉雄劲的嗓音喊：“我还想活它五百年！”
相比之下，在乾隆皇帝之前一千多年的李白，游燕子矶也许更为潇洒、更为自然。那时金陵远不如后来繁华，燕子矶附近荒草没膝也属正常。李白是骑毛驴还是骑瘦马，坐小舟还是乘大船，不得而知，反正他竟然登上了燕子矶，挥笔写下“吞江醉石”的妙句。如果说李白“月夜登矶”，那肯定一步一个诗句，浪漫到家。不过，真的挨近“酒樽石”题字，脚下可得留神，石头错落插足都难。李白能在半夜时分，乘月色攀石而上，实在是一大壮举。我宁可相信有此传说，李白就该临石望远，飘飘欲仙。因为李白无拘无束，如此挚爱生命而神采飞扬的人杰，显然是难不倒的。
燕子矶应该记得，有许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在此慷慨激昂、抒发抱负，留下了生命的蓬勃印记；也有许多失意之士、绝望之人在此触景伤神、愁肠百结，甚至划上了生命的句号。陶行知亲笔所写“想一想，死不得”的名言，现在刻成了一块石碑。据说当年是陶行知叫校工找来两块木牌，竖在燕子矶头。一块上写大字“想一想”，小字曰：“人生为一大事来，当做一件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另一块写大字“死不得”，小字曰：“死有重于泰山，或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同胞努力而死！”
那是1927年，陶行知在燕子矶畔的晓庄乡开启中国平民教育先河，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位36岁的留洋博士也曾登临燕子矶，沐浴江风，重振精神。他听说，燕子矶下又有年轻女学生沉江自尽，非常震惊。其他人告诉他，燕子矶常有跳崖自杀的悲剧，人们见怪不怪了。陶行知却无法安宁，他大声疾呼“想一想，死不得！”这句劝喻轻生者的呐喊，至今回响在燕子矶上。陶行知立志于平民教育，不就是希望中国人有抱负、有知识，活的有尊严、有人格吗？他怎么能漠视任何一个鲜活的生命呢！
陶行知不会想到，时隔十个春秋的1937年，惊心动魄的枪炮声与爆炸声拉开了一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大半个中国，当这支丧失人性的东洋军队攻占民国首都之后，对放下武器的士兵与手无寸铁的平民，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燕子矶滩涂尸骨遍野，鲜血染红了滔滔江水。中华民族这道深深的伤痕，凝聚成燕子矶头峰下的三角石亭，当中“遇难同胞纪念碑”字字如血，似乎是数以万计生命的控诉！
就在诗仙李白对酒当歌的美丽胜境，就在康熙皇帝豪情满怀的登临之地，近代中国却留给我们一个如此痛苦的参照。山顶的陶行知“劝诫碑”，让人绝不放轻言放弃生命，应该体味生命的宝贵价值，为民族振兴尽一份力量。山麓的“大屠杀纪念碑”，让人永远记住残害生命的罪恶，知道落后的民族只能挨打，以血的教训呼唤悲剧不再重演！
今天的我，于燕子矶读这两块碑上关于1927年与1937年的记忆，两个巨大的惊叹号戳在心头。它们述说的并非某一个体的记忆，而是一个民族的记忆，然而一个民族的集体强盛，又离不开以人为本，也就是每一个体的觉悟与强健，懂得为何而生，为何而死。曾有过灿烂文明并承载过苦难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企盼在历史回望中如此真切。
燕子矶，像燕子那样飞临大江的崖岸，因为浓缩历史的无数瞬间，而变得格外富有而厚重。辉煌与沉沦，激越与悲怆，往昔与未来，组成了一曲波澜壮阔的生命交响，在大江边萦绕、奏响……
(傅宁军，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获第五届“正泰杯”报告文学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