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时的记忆中，乡人对手艺人是十分敬重的。有手艺人请工的日子，真是花儿一样幸福。饭菜丰盛，还少了因窘迫而衍生出的种种呵斥。但乡人对手艺人的称谓却出人意料地简单、率直、原生。他们一律用其职业名称代之。木匠瓦匠修锅匠铜匠地招呼着。手艺人则一色哦哦哦地应承着。
大约文革后期，村头开了一爿剃头店。剃头匠是一白白净净的高挑汉。他听不惯剃头匠剃头匠的称谓。遂跟乡人说，称我理发师吧。乡人不吃这套，依然剃头匠剃头匠地招呼着。理发师也不再多说什么。理发师据说是从比我们的想象还要大的城市来的。那地方有长着辫子的电车，有一拧就来的哗哗自来水，还有据说能买到许多紧俏商品的花花绿绿的票子。
剃头店不大，也不显眼，却不算简陋。门上有楹联一副：进店来虬髯太岁，出门去白面书生。店内有一高高的木制的能坐能躺的转椅，有一改制的安上水龙头的水缸，有一人见人爱的红灯牌收音机。墙上挂满样板戏人物舞台剧照。还有一木箱小人书。理发师不用光荣牌肥皂，而用乡人从未见过的称之为海油的洗发水，那洗发水能揉洗出许多泡沫，还能浮动着茉莉花香的味道。
乡人习惯了坐在在自己的屋檐下，由走村串户的剃头匠来打理那茂盛的头发。而且可以赊账，可以用鸡蛋大米豆子等实物作价充抵。理发师则一律收取现金。遇到有赊账倾向的，则旁敲侧击，哪有欠头上的钱的？理发师的生意所以惨淡。理发师似乎也不在意这些，清闲时便捧着一个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大瓷缸喝茶，或者用一长柄勺子把从城里淘来的未完全燃烧的二煤做成煤球，晾在门前，或者端坐在门前，用二胡拉一出我家的表妹数不清要学那泰山顶上一棵松。无聊、落寞环绕着他。
煤炉上整天烧着水，热气在店内左冲右突弥漫。有时候遇到考究的要定型什么的，则拿下水锅，在炉子上搁一铁制的夹子，到适当时候，取出，来回铰动头发，这时候便有细微的声响传出，然后手脚利索地抹上凡士林。这些人往往成了理发师的活广告。理发师的生意又日益红火起来。
因为有煤炉，店内温暖如春。窗玻璃上常挂着水汽，模糊了里外景致。因为温暖，也就多了听天气预报的老人，冬闲消磨时光的妇女，待嫁的二八女子，逃学的孩子。
春天快要来的时候，理发师走了。先是门前停了一辆表情肃穆的卡车。然后下来七八个壮汉，为他剃了个阴阳头，然后押上卡车，然后在他胸前挂上一个白纸糊的牌子：里通外国特务。
后来，理发店成了一家成衣铺。门联换成了“愿作天上云霞绮，换来人间锦绣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