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老师有事到我家去了一次，回校后，大为感慨了一番：“印象中的农村中老年妇女都是扎个发髻，顶块头巾，晒得黑黑的……，你母亲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母亲是短发、话语温和、衣着虽不考究但得体、整洁。这或许与出身环境有关。外公是老私塾先生，我父亲也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她虽不识字，却受文化环境熏陶。在我印象中，母亲从无粗言浪语。听说她年轻时梳两长辮子，近一米七的个头，脾气是兄妹中最温和的。人品颇受好评。
但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则是任劳任怨、一世辛劳的人。打记事起，好象母亲从未有过闲下来的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生活可以说是完全自给自足。我们兄妹五人、全家七口，可以说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父亲穿的偶尔买些例外）、吃的每一粒粮食都离不开母亲的双手。好容易决定要给谁做衣服了，喜滋滋的赶到集市上买几尺自织的“白粗布（后来有了“白洋布”，相比稍细洁些）”和一、二包染料，烧大半锅热水染一下，男人的衣服大多染成青、蓝色。然后母亲花大约两天时间就可裁剪、缝制成了。钮扣也不用买，用布条缀成的。现在有些唐装上还可以看到。
线也不用买。我还记得母亲“捻线”的情景：大都是晚上空闲时，母亲从柜子里把“捻线砣子”找出来，这是个象木砣螺样子和原理的东西，酒杯口大小，约四、五公分厚。中心有一根象筷子似的木把，顶端有个小缺口。再翻找出些旧衣被里的一把或半团棉花，用手拨拉松些，再扭抽出根纱头来，扣在“捻砣”把的小缺口处，在膝盖处裤沿上顺手一搓，“捻砣”即顺着掼性晃晃悠悠地旋转起来，一根纱线缓缓地由指间流出。又被一圈圈地缠在“捻砣”把上，直至象个“纱棰”，最后就可以“合线”了，就是根据纱或用线的粗细，将两、或三根“纱棰”合捻就成能用的线了。做这事没有季节性，往往冬闲时，三两位妇女凑在一起，一边捻线，一边说笑。眼睛甚至不用看手中活。那神情，似乎在弹琴拨筝，悠然自得。我曾好奇地试过，捻出的线，一嘟嘟的倒是象串小冰糖葫萝。
（二）
有时看到母亲拿半碗面粉放在锅里煮，嘴馋的我以为有点心吃了。母亲却说要“糊鞋骨子”。只见母亲翻出五花八门的碎布，有新有旧，摊在筛子里，用浆糊抹上去，再将碎布一层层地叠贴上去，约三、五层，最后在里面贴上一层新衬布，外面贴上一层新面布。晒干后，找出一叠“鞋样”，这是厚纸剪成倒“U”形的图样，根据各人的脚型尺寸，选一双合适的将“鞋骨子”裁剪下来，再“压口”，即鞋口缀个厚厚的边。做鞋底的工序与“糊鞋骨子”有些相同，但厚得多，要分多片粘叠，总共约三、四十层，再用麻线千针万线的“纳”起来。麻线也需花一番工夫。买回生麻或熟麻，用水润润湿，再用木榔头反复棰打，直至软得发热发亮，方可瓣出细丝条，再用双手慢慢搓成细麻线，绕成线团备用。这些都是“慢工细活”，不起眼，却很费时间。无怪乎母亲常说：家务事做不完，一年到头不知道忙的啥？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看到有人买塑料鞋底回来自己做鞋穿上，说是比布鞋底结实多了。心里挺羡慕的。等到终于自己也穿上，才发觉冬天又硬又冷，踩在霜雪上特别滑。夏天则闷得一脚汗，忒臭。还是母亲做的鞋穿得舒服。
到冬天，能买一双新纱袜子，算是美事了。但不会将新袜直接穿上脚，母亲先要“上袜底”。即把几层布用缝成比鞋底稍小的“袜底”，要用线反复“行”结实。再把新袜子从底部剪开，把做成的“袜底”缝进去。否则，小孩爱动，几天就穿坏了。破了，再补。补到后来，几乎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补丁，袜底最厚。一双袜子可能有半斤把重，很难看出原本袜子是什么颜色了。
（三）
那时候的许多人家，尤其是小孩子，夜里睡觉是不穿衣服的。按当时的话说：“白天的衣服还不够穿，那里还有睡觉穿的衣服？”床上也只是四季铺张草蓆子。俗话说：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给老三。我是排行第三，自然很难与新衣服有缘了。好在母亲勤快，缝补、浆洗得地较整洁。我们穿着常受邻居称赞，说穿得“清爽，从不披一块挂一块”的。
在我的脑海中，曾有两次置办新衣裳的印象：一次是春节前，其时我好象还未到入学年令，父亲为我买了一顶新帽子。因挑来挑去的，人家说：这小孩脑袋瓜挺大的。还有一次是我到县城上初中后的第二学期，母亲和父亲商量，将全家的布票省下来，凑钱特意为我做了一身新的蓝色学生装。引得许多农村同学注目，我也好象浑身不自在了很长时间，仿佛己穿不惯新衣服了。
还有一件事也印象挺深，大约是小学四、五年级时，冬天特别冷，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还冻得流清水鼻涕。母亲找出一件父亲的旧中山装，原本的青颜色已褪成灰色了，破得“披一块挂一块”的，穿在身上长一大截。我心里真不愿意穿，但挡不住母亲的严令。她说：没出息的东西，这么小就要穿好看的了？有一天，我准备下午出去玩，于是在吃午饭时说：今天不冷嘛！吃了一半把上衣解开又说：今天一点儿也不冷！吃完了再说：我都吃得热了！还做出擦汗的样子。母亲半信半疑的，允许我脱掉那件讨厌的“大褂子”。我赶紧把衣服一甩，一溜烟跑了。事后我二哥调侃说：“你很会造舆论哪！”
（四）
开春后，家里买回来七、八只毛茸茸的小鸡，挤成一团叽叽地叫着，煞是可爱，小兄妹们喜欢逗着玩。我忍不住伸手去捉，二哥在一边提醒：轻点儿。熟悉了环境，小鸡也缠着我们脚前脚后的跑。可我们几岁的小孩子，没有定性，往往一声呼叫，拔腿就跑。母亲急得大声招呼：当心小鸡！可管得了这次，管不了下次。好比不看红绿灯的汽车与慌不择路的自行车容易撞到一起，记忆中有几次小鸡撞在我们脚下，只是责任问题不了了之。鸡子逐渐长大，最后选两、三只壮实的母鸡留着下蛋，常年饲养。多了不行，因冬春两季野外它们找不到吃的，母亲需匀出些喂猪用的粗糠拌些菜根屑喂它们。
那年头，鸡屁股是农家的“银行”，待鸡蛋攒上十来只，小心翼翼地装到小篮子里，到供销社去换点盐、“洋火”（火柴）、“洋油”（煤油）回来。“洋油”比较精贵，一般人家不轻易舍得点灯用。我们家有小孩读书，功课紧时，晚上免不了要点盏“洋油”灯。母亲也就着微弱的灯光，做点针线活。农村的夜晚，一片寂静，时而有虫声轻轻传来。我尚未上学，闲得无聊，背对着油灯，用手指比划着，看墙上的人影随灯光晃动。
夏秋季节，鸡食无虞。鸡蛋也就下得多了。母亲有时会在饭锅里炖只蛋，里面掺点面粉。端上桌来，热气香味散开，翠绿的葱花点缀在金黄色的蛋糊上面。母亲先给我们一人分一小调羮，第二碗饭盛好，看到母亲又拿起调羹，我赶紧说：我要蛋碗！于是母亲把剩下不多的蛋平分掉，我则将饭倒在炖蛋的里碗，反复搅和起来，直到将碗壁的蛋屑蹭得干干净净，才津津有味地吃下去。
（五）
在父亲回家的时候（他在外工作），母亲和他商量了几次，终于决定买只小猪崽养养。因为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可能相当于家里二、三个月的日常开销。如果不养猪也不行，就一点人粪肥，生产队里隔一段时间还要组织人挑到大田里去。为了菜地、自留地能长点东西，还要靠猪屁股。于是，母亲请人帮忙，到集市上挑了一只嗷嗷叫着，约十来斤重的仔猪回来。抱一团干稻草放到猪圈角落里，小猪惊甫初定，嗅来嗅去，终于哼哼地躲到稻草中去了。或许是刚断奶的缘故，往往开始两三天不大吃东西。于是母亲陪着十分小心，既要想法调剂猪食，又要随时把被弄湿的草晒干，把猪圈的门帘挂好，防止冻坏。有一年，小猪养了几天，不知怎么竞死了。母亲既内疚又心疼，忍不住哭了一场。后来听邻居议论我：“昨天呢，小猪死了，他妈妈哭了。这孩子同我说的时侯，眼泪汪汪的。才这么丁点大的人，就晓得仁义了。”其实，那时的我并不懂事。
春夏两季，母亲叫我们相帮打些猪草。秋季，她把那些地瓜、南瓜藤叶洗净，切成三、五寸一截，以及菜皮等，泡在一只大缸里。临喂猪食时，从缸里舀两瓢出来，再掺些糠。如是冬天，则要放在锅里用烧饭的余烬加加温。看猪呼哧呼哧地吃，母亲常站在那观察一会儿。如果没吃完，她就不放心了。由于猪食不多，常常是每天只喂两顿。于是，猪饿得把圈底的碎砖和泥巴掘得乱七八糟。将到喂食时间，把前爪搭在圈门上，朝着外面使劲叫唤。那年头，由于穷，养猪不养狗，只听猪叫不见狗咬，也算一景。
按这种穷办法，一口猪一般要一年左右时间才能养肥，也就一百多斤重。大多数情况下，是卖到收购站去。钱的用途是早就有了安排的：一部份还买小猪的借款；一部份留着学生开学时的学杂、书本费；年间有几笔人情费要留着；买斤把肉，让小孩子解解馋。家里要添置什么的，先等等再说吧。有时猪养肥了，恰好临近春节。父亲提议：把猪杀了卖肉也一样嘛，还能赚点猪下水吃。可母亲想了想说：不杀猪不欠（人）情，左邻右舍送一些下水好办，生产队干部肯定知道，送什么、怎么送呢？何况还有一些大队干部住得不远。哪一处没想到都会得罪人！
不过，虽然常年养猪，我从未有过“大块吃肉”的体会。
旧照如烟 精贵的草
秋收以后，生产队给每户按人口分了些干稻草，母亲请人挑回来，在屋西山墙外堆成一小垛。邻居余二妈说：就这么鸡屁股大点的草堆，怎么够烧到明年麦收？我这两天都在外头铲草呢，你要弄就早点去哟。这年头，草精贵着呢！妈妈赶紧给我们一人一把小锹和篮头，她自己也抽空去。说：弄到一把是一把，哪天烧饭也不能缺最后一把草。于是，河沟边，田埂上，家前屋后，草茎甚至连根都铲得清清爽爽的。倒煞是整洁。为了积肥，河里天天有人罱泥，还常有人捞水草，水里也是干干净净的。要是评比环境清洁、无公害，非斯时莫属。后来，为了解决柴草问题，供销社曾从外地购来煤炭出售。但因为要花钱，当地人也不习惯使用煤炉，所用者了了。以至于有人私下里戏言：“毛主席，没胡（须）子，大灶不烧烧炉子。”我跑到贴在中堂墙上的毛主席像跟前，仔细地看来看去，确乎没有胡子，心存老大的疑惑。
放眼望去，秋野萧瑟，茅屋稀疏，且低矮。窗户少且小，约三、四十公分见方，中间嵌一横木，大约是防贼爬窃罢。冬天，用一把稻草塞上挡风，屋里就更暗了。家家木门，下有石臼或砖臼，开合时吱呀有声。闭上时，若从门外使硬械由下插入向上撬，使门框脱臼，往往可“夺门而入”。
虽说农村都是土墙、草屋，但还是有区别的。“看房子就晓得那家是干部”，这是心知肚明的道理。稻草屋，这是最普通的（公）社社员家；小麦秸杆、茅草顶，可能就是生产队干部了，如是社员家，就至少是有几个强劳动力的殷实户。若全部是茅草盖，则是生产队干部无疑；若再有个砖门面，就是大队干部了。如果茅草屋，墙又全部是砖，不是公社干部住不起。历经秋雨，冬风凜烈，屋上的稻草蔫了，薄薄的贴在屋梁上，象瘦人穿汗衫，肋骨都显露出来了。茅草则不然，象皮毛大衣，抖掉雨水，照样毛茸茸、黑簇簇的。小麦秸的质量比稻草稍挺、略显厚实。
因为是土墙，怕雨淋蚀，所以大都数人家要用草编成“墙帘子”，再用泥巴粘在墙上，象围了一圈长裙。但碍于草少，要积攒几年才能换一次。又因屋草日久经风吹雨淋、麻雀钻洞，会漏雨，甚至屋里“见天”，需及时用草“打补丁”。这种活，我们家总是要请人来做的。每临大风大雨天，则不免提心吊胆，看到风吹起一团草飘过去，心里一炸：屋顶被刮坏了？以至我参军入伍后，还几次梦到这样的情景。“大雨连天下，草湿房要塌”，草湿了，不能生火煮饭。现在说出来没有几个人懂了。
旧照如烟 “吃食堂”
懵懵懂懂中，听说将来要过“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出门小汽车一跨”的生活，我国要“赶英超美”了，我们农村马上就要“吃饭不要钱”，再过几年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这些从未听说过的名词，既新鲜又虚幻。我家邻居荣大爷家有人在上海，带回来一张说是“外滩”的年画，贴在墙上，是一条大河边（后来说是江，比我们当地的河要大许多许多）排立着许多花花绿绿的高房子，有的房子上还有高高的尖顶。只是没有庄稼，如果将来能象这样生活，还吃饭不要钱，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但很快就有印证了。一天，父亲带我去供销社，回来时已是黄昏了。经过邻近生产队队部门口，恰遇到熟悉的队里干部，喜孜孜地打招呼说，“我们的食堂已经办起来了，以后就吃饭不要钱啦！”听说我们还没吃晚饭，不由分说把我们拉进屋，只见屋里满满的都是人，围着桌子在低头吃饭。昏黄的灯光下看不清晰，只听见一片“呼哧、呼哧”的喝粥之声。有人在桌边挪开两个位置，端上两碗白米粥，稠乎乎的。记不清楚吃了几碗，反正确实是饱了。才心满意足地踏着月光回家。路上我还在回味“以后就吃饭不要钱啦”这句话，憧憬着好日子就要来了。
终于，生产队里的老老少少都到食堂里去吃饭了。大米粥稠得“能撑住筷子”，雪白的大米饭，一锅锅地煮出来，后来索性让木匠做了一圈围桶加在大铁锅上，做成“蒸锅”。饭多了吃剩下的，就喂了猪。“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这是上面提出的口号。但那时农村生产力低下，亩产量就二、三百斤。农民世世代代、包含一般的中小地主家，何曾这样奢侈过？真好象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日子！
同时，说是大炼钢铁了，要农民将不用的铁器，包括锅都交上去。队里不允许自家开伙，谁家烟囱冒烟，干部马上就过来查问。我家大门原是地主家的浮财，上面有两只大铁环，也被收去了，用铁片做了只搭攀别别扭扭地插在那里。经母亲求情，说要烧水，留下了一只小铁锅。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将自留地取消了，家前屋后的宅基地种什么东西好象也有限制。最令我们开心的是，队里几个干部举了几面红旗，带二、三十个人，手里拿着破脸盆、长竹杆之类，说是“除四害、消灭麻雀”。分开成几组，一声哨子响，大家敲盆打锣，齐声呐喊。我们小孩子更是乐得东跑西颠，手舞足蹈。麻雀倒是惊得到处乱飞，但未见掉下来一只。
老人们没有这么亢奋，有的竞私下里议论说：作孽啊，败家子作派呀！
旧照如烟 “早歺洗礼”
食堂红火了一、二个月，颓势就出来了。先是将每天中午的一顿干饭改成全天都是稀饭；接着，稀饭由稠得可“撑住筷子”，到稀得可“照见人影”；随后又规定，到队里上工的劳动力仍到食堂去吃，其他老幼人等一律取回家吃，但定量一人一碗。同时强调，凡是青壮人等能上工的，都必须上工。我们家小孩多，又有二、三个学生，家中诸事都要靠她一手打理，父亲回来时与她说：反正我们的口粮是用工资买的，家里都忙不过来，就不要那几个工分了。但母亲说：队里常喊呢，总不去也不好意思。所以还是常挤出些时间去队里做工。
刚开春，下了一场雨，天气还很冷，泥土路又滑，这天吃早饭时，食堂还差几个人未到。队长王作近四十岁，黝黑的瘦长脸稍泛紫色，用一叠纸折成帽檐斜插在青灰色的圆毡帽里面，挡住了半截脸，因他的“沙风”眼怕光怕风，平时总眯着，他一只手把长到膝盖的青黑对襟大褂子提起一角，一只手把纸帽檐往上推了推，露出细成一条缝的红眼睛来，喉胧里“呼噜”了两声，“扑”的一口痰咂到屋当中。众人安静下来，他打手势让掌勺分粥的人停下来，又拿目光朝人群扫了一圈，才朗声说道：我天天说，叫你们要按时开早饭，怎么到现在还少几个人？耳朵都到那里去了！中午收工推迟一袋烟的辰光，呣！让你们长长记性。共产主义说到就到了，你们自己要赶上趟啊！正说着，母亲拎着一瓷盆取粥进来了，看队长正在讲话，就立在门边没动。王作眼光一瞟，头朝天一仰：“懒人来了，懒人来了哇。上工不去，吃饭怎么就晓得来了？”一片寂静，母亲低着的头抬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停了一会儿，王队长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似乎还有些不耐烦“那天不上工喃，就弄个懒人牌给你掛起来，其他人也一样……我也不多说了”他女人听不下去了，一面拉他回桌吃饭，一面数落他：你一天到晚的就会骂人，你以为你是什么人那？不知道说的哪个朝代的话？母亲却仍傻傻的站着不动，人家吃饭了她也没反应。从小到大，从娘家到婆家，都是知书达理的家庭。她没听过、没说过一句狠话。她口拙，不善言辞，一句话，有时也要重复二、三次，何况又是大庭广众之下。后来，还是旁人帮她盛了粥，雨后路滑，下坎时摔了一跤，盆碎了，粥洒了。回到家，看到等吃早饭的我们几个，她一声不吭，只是怔怔地到屋边菜地里择了几片菜叶----经一冬天，本来就不多的青菜连冻带吃，所剩无几了，给我们每人煮了半碗无油少盐的“菜水”，自己却默默地和衣上床，蒙头睡去了。我们几个小兄妹不知出了什么事，谁也不敢问。
旧照如烟“五两六钱”
“五两六钱”，是特定年代一段酸楚记忆的代名词。
三年自然灾害中，随着粮食的逐年紧张，农村的人口粮定量益发减少，终于到了每人每天五两六钱---这是当年十六两制的讲法，合成今天即三两五钱(市两) 粮食。还不全部是稻麦，有些队里发些蚕豆、大豆充数。试想，对于那些整天挑担、挖泥的壮劳力而言，整年没有油和荤腥入口，即使一天有三两稻麦，又能塞在胃的哪个角落？那时上面提出的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可是真到穷时，连瓜菜都长不好。人没吃的，哪来肥料啊？浸长的冬季到初春最难熬，连野菜都没有。越是缺吃的，人就越能吃。煮稀饭，一家要煮一(铁)锅。掺些菜叶、萝卜片之类，稀得象汤，盛一碗粥，即使慢慢数，也难找出十几粒米来。劳动休息时，常听谁说，今天吃了十碗八碗，或者整整二号瓷盆一盆，这会儿又饿得见鬼了。聊得最多、最向往的就是好吃的东西。我曾听他们打赌，最奢侈的赌注是：可以尽情地抓一大把油条，起码二、三十根罢，然后一口气吃下去。
入夜，风雪从堵着稻草的窗户缝里钻进来，我蜷缩在草席床上，不由得把板结成硬块的棉被向身下拽。可是不成，小兄弟合盖的破旧被絮本身就不大。肚子饿的似乎前胸贴着了后背，越难熬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难熬。母亲只得哄我们：睡吧，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一天，趁母亲不在家，我们悄悄把屋角的小坛子打开，里面有些皮糠，这是我前几天观察好的，那天母亲曾用里面的糠给我们一人做了两只小饼。。我们一人抓了半把，多了怕被发现。放到嘴里，有点涩、有点麻，咽下去后，咂咂嘴，好象还有些甜。
晚上，母亲叫我一起去找大队王支书，想请他批条子给点糠。白天人多，更不好意思张口。我认识这个人，说话挺和气，是我爸爸以前的学生。妈妈再三关照我：你小孩子开口，他不好说什么的。在兄妹当中，我从小就口无遮拦，想到那说到那，人称“三尖子”，所以“荣任”此差。天刚擦黑，到了大队部，支书正端坐在办公桌前，就着一盏煤油罩子灯，在看什么文件。见到我们，他点点头，轻声招呼说：“师娘来啦，坐。”一边朝凳子指指。母亲道了声好，就背靠门站下了。
大家都不言语，屋里安静下来。北风仿佛吹起了一根树枝，带着瑟瑟声从屋角外转过去了。灯光摇曳着支书若明若暗的脸，他似乎完全沉静到文件中去了，只是偶尔向上拉一下披在身上的大衣。我转眼看母亲，她正看着我，意思是叫我开口。谁知那会儿我全没了平日的勇气，俓自低下头去。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母亲动了动身子，似乎是站累了。只听母亲慢慢地轻声说：“支书，我们家吃胡萝卜缨(叶)子干已经半个多月了，其它的也不敢指望，您看看，能不能给批点皮糠……”，我赶紧把头一抬，接口说：“弄糠饼吃！” 支书抬起头，似乎刚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新河(邻近的生产队)有块地今天刚收完胡萝卜，明天中饭后你去挖挖看，有没有收剩下的。其它东西我也没有。
第二天中午，我和母亲早早地拿了小锹和篮头到了那里，在一片麦田的尽头，有一块刚翻过的约三、四分大小的空地，零星地散落着几枚泛青的萝卜茎。好在下过雨，又是冻酥了的、翻过的地，很好挖。挖了一会儿，我终于找到了一截约拇指粗细，二、三公长的紫红色萝卜。看看母亲，她挖到的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我觉得难有收获，有些气馁，干一会歇一会。母亲只顾埋头干活。唉，那年头，能吃的东西，谁的眼睛里也落不下啊！大约花了近两个小时，把这块地差不多刨了个遍，最终的成果，也就约二十截左右约二、三公分长的萝卜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