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登于《世界日报》）
母亲手指上戴着一枚玉戒，一年四时，须臾不离。这是一枚碧青色的小首饰，造型浑朴，气韵古拙。
母亲生育九胎，共有十个儿女，我是老幺。孩提时代，母亲的玉戒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夏秋之夜，一柄蒲扇在身边静静摇晃，身上有只柔软的手轻轻哄拍，母亲指上的玉戒像一粒翠绿的星星滑过夜空，营造出我童年的香甜梦境。
朝夕相见，我对母亲的玉戒熟悉至极。这玉戒说不上是名贵宝物，对着阳光细察，隐约可见数道暗纹，观赏性首先打了一个折扣。正因为这枚玉戒朴实无华，普通平淡，在“文化大革命”中才避过了“横扫一切”徒众的注意，得以幸存。当今女性世界“珠光宝气”日盛一日，钻石铂金大行其道，这玉戒就显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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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时，把玩着母亲指上的玉戒，最爱听上人讲述玉石的掌故逸闻，“和氏璧”、“完璧归赵”的故事烂熟于心。玉石最初多用作于工具，新石器时期出土的玉斧、玉铲、玉锛至今已有七千年历史。青铜时代的到来，结束了玉石工具的实用性，礼仪用玉和装饰用玉便开始盛行，殷墟妇妤墓出土的755件玉器中，多为琮、壁、璜、圭、环、盘等礼仪用玉以及戈、矛、戚、钺、刀等仪仗用玉。周朝重玉之风甚于殷商，《周礼》规定了玉器的形状和用途，赋予玉石以德的理想和内涵。就这样重玉爱玉之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特有的中国玉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人们习惯以玉石象征君子，如玉石洁雅象征高贵气质，玉石坚硬譬喻坚贞品格，玉石温润体现谦恭个性，大大丰富了玉石价值的内涵。久而久之，玉石演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人们争相佩戴玉饰，“自天子以下，人人佩玉”。
“玉能避邪”，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历史上玉石避邪的传说很多，引起我共鸣的故事仍与孩子有关。相传河北农村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农忙时分，村民天未亮便套马拴车送肥下地，夜色苍茫，头几辆大车辗过大道中央的一捆柴草，皆没有在意。第四辆大车隆隆驶来时，曙色渐明，隐约看见大道中央那捆柴草中有名割草少年正在酣睡。车把式大惊失色，慌忙勒住飞驰的快马重车，下车唤醒少年。这时人们发现，前三辆疾驰而过的满载大车居然没有给少年带来丝毫伤害，而少年脖下悬挂的护身玉符上，突然间增添了三道贯通黑纹。割草少年的奇遇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少年的我眼中，母亲的玉戒升华成为一件魔力无边的法宝。
母亲是河北省武清县王庆坨镇人，母亲18岁出嫁时，姥姥舍不得膝下独女远嫁天津卫，临分手前摘下祖传的玉戒交给母亲，祈求上苍保佑孩子平安幸福。神话的钥匙开启了我想象力的大门，我常常会攥住母亲指上的玉戒奇思怪想，神骛八极。在旁人看来，母亲的玉戒平淡无奇，可在我眼中，玉戒上的少些细纹，看上去像是结构奇特的古文字，无法判读，但寓意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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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尾，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恐怖阴影笼罩整个华北。父亲当时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处工作，每逢周末他乘坐火车由北平返回天津老家，便会有一位日本宪兵全程陪同监视。日本宪兵嘴里“齐先生，齐先生”热情地叫个不停，时不时地还会借故触碰一下父亲的箱包，以判断出父亲随身携带的是什么物品，父亲的一举一动全收在日本宪兵的眼底，人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年11月末，父亲偕部分同事奉派辗转上海和香港，绕道前往大后方重庆。父亲离家一星期后，“珍珠港事件”爆发，北平的美国大使馆留守人员悉数被日本宪兵扣押并投入了集中营，连后来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也在天津被捕，被日本人囚禁了四年多。父亲幸运地逃过一劫。
父亲远走高飞前往重庆后，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儿子，生活十分不便，遂也把家庭从北平王大人胡同搬回到天津新华里老宅居住。太阳旗飘扬下的华北，市面萧条，百业凋敝。天长日久，母亲心中渐渐萌生一个大胆的念头：举家出走，横跨半个中国大陆，到重庆去与父亲团聚。经过一番筹划，1943年端午节前后，32岁的母亲与34岁的小姑做伴，带着三个孩子和一大堆行李，在兵荒马乱一片混乱之中，辞别天津老家，踏上西去重庆的万里旅程。
母亲一行从天津搭乘列车经徐州到达河南商邱下车，转乘两辆大轮车南下安徽毫州，如此一番周折的目的，是辗转脱离日占区。胶皮大轮车在尘土飞扬的淮北大地上疾奔，一路上餐风宿雨，历经千辛万苦。天黑时无处投宿，便在路旁废墟中摊放一堆稻草聊充睡榻，一家人相拥过夜，一觉醒来，天上繁星历历在目。三天后，这支小小的妇孺远征队灰尘仆仆进入生产古井贡酒而闻名的淮北名城亳州，把日伪钱币兑换成国民政府的货布。然后母亲等人改乘人力架子车，历经十二天长途颠簸，抵达河南省洛阳市。至此，一干人等终于脱离了“日占区”，进入“国占区”。
洛阳在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控制下，公路上严密布防，路卡检查甚紧。沉沉的战云笼罩着这座自夏周至隋唐一十三朝为都城的文化名城，全城上下建成了一座碉堡联营的大工事。母亲等人在洛阳稍事休整，便翻来覆去研究入川的计划，决定要冒一个天大的危险搭乘列车西去潼关。当时中国的战事十分严峻，中日二十几万大军正在国民党第六战区宜昌一带酣战不休，侵华日军后来陆续增兵三十余万北逼陕西潼关，进占黄河风陵渡，对重庆政府形成三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当时黄河北岸的日军炮火对南岸的陇海线铁路实行严密封锁，一旦发现陕州至潼关路段“国占区”来往列车的踪影，立刻万炮齐发，弹片横飞，过往旅客九死一生，牺牲惨烈。母亲左思右想，颇费踌躇，但是她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在那个时代，这条铁路线是入川的必经之路呀。母亲铁下心来最后要硬闯这道“生死关”，她和小姑带着一行人换乘上闷罐子货车冒险出发了。当时铁路员工出生入死基本摸索出了敌人打炮的间隔和弹着点规律，一路上开开停停与敌人玩起了“藏猫猫”，尽可能设法保障“闯关列车”的安全。旅客们无不惊恐万状，侥幸的是母亲搭乘的这一趟列车有惊无险，一路上安然无恙通过了潼关。而前后两列火车皆被日军炮火击伤，军民死伤无数。
平安到达古城西安后，母亲一行人稍作停顿便继续西行，在宝鸡下了火车。接下来的艰巨行程是翻越秦岭。巍峨秦岭，高耸云天，最高峰太白山海拔三千七百多米。连绵的崇山峻岭如排天巨浪般汹涌澎湃，横亘绵延1500多公里，横贯中国腹地。母亲一行人不由地惊呆了，来自北方平原的妇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宏大规模的高山险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母亲和小姑领着三名未成年的孩子改乘长途汽车，从宝鸡大散关进入秦岭，开始了历时十三天的翻越秦岭之旅。在南下200多公里的路程中，每走不到一公里，就要翻越一座山。客车在秦岭的重重山岭之间翻来覆去地盘旋，沿着山间公路无休无止地绕来绕去，一路上险象环生，摔落在山间的车辆遗骸历历在目，令人见了胆颤心惊，全体乘客最终都被漫长的行程拖得精疲力竭，没了脾气。
车轮滚滚总算辗上了天府之国的土地，客居成都的亲属张罗着为母亲一行人洗尘，在他们眼中，两名年轻妇女疲顿至极令人叹息，三名孩童尤为可怜。我的大哥达之当时已届十四岁，患有骨结核病，行路不便，处处尚需八岁的弟弟师之搀扶，而覃之当时年仅三岁。三名孩子面对香喷喷的饭食狼吞虎咽，观者无不心酸。
嗣后，母亲一行继续南下，一鼓作气到达山城重庆，与阔别一年半的父亲会聚，全家终于团圆。这一段万里长途旅行长达两个月，历经千劫万险。母亲等人抵渝后不足一月，大哥达之病情恶化去世，长眠在山城的土地上。
对于母亲1943年的远行，七年后才出生的我当然一无所知。幼时听说这段“万里辗转”的故事，我常常会提出一些稚气的问题，譬如，我会捉住母亲的手指，认真分辨玉戒上隐约可见的细纹，追问母亲: 一路上消祸弭灾，保佑平安，“究竟是哪一道纹？”
母亲总是微笑着，帮我辨认玉戒上的图案，她会顺着我的目光一指，答道：“哦，也许是这一道吧。”我记得，那根条纹就像母亲眼角的皱纹一样时隐时现，不留心辨认，还真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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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岁月对我家的影响，是以红卫兵突然闯进门来抄家开始的。1966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迅速笼罩大江南北，腥风血雨一遍遍登陆中国大陆，造反派们眼突目眦，凶神恶煞。父亲几番受到批斗，一方“美帝国主义间谍”的大号木牌沉甸甸地吊在父亲脖上，鸡鸣则挂牌示众，霞落则扶帚扫街，斯文扫地，受尽凌辱。隔三岔五，父亲还要接受所谓的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被造反派们非法囚禁在单位里限制人身自由。由于“家庭成分问题”，我和三哥贯之均不得继续求学，被安排一道下农村插队。虽然我家成份一直是“职员”，与“地富反坏右”不同，与“走资派”更无牵连，但是成分的差别从来并无什么实际意义，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国家专政机关来说，成分的不同并不能束缚他们打击和镇压异己者的手脚，“职员”一般来说是个中性的成份，一旦当权者的大棒转向了你，“职员”成分立马可以比照“现行反革命”，也未可知。
1970年，造反派们的整人运动告一段落，父亲已届66岁，他供职的长江路卫生所当时是集体所有制编制，没有退休待遇，这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大学的老人辛勤毕生，最后收到一纸“退职”通知。父亲接过六个月工资的遣散费回到了家里，那是单位对于他今后生活和家庭开支的一揽子交待了，那是何其凄凉何等薄弱的一点给予啊。
作为家庭主妇，母亲肩上承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年长子女的津贴从此成了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为了减轻父亲的心理压力，母亲省吃俭用，量入为出，默默无闻挑起了生活重担。为了维持最低水平的生计，家中一切可以变卖的物品全部出让给别人了。一次，陌生人前来搬走一对装饰精美的大樟木箱，母亲扶着木箱的手颤抖了，这两只沉甸甸的樟木制品是母亲的陪嫁妆奁，制作考究，而当时卖价只有区区十元人民币，家境窘迫，可见一斑。家中财物几经抄家和变卖，早已荡然一空，除了原美国武官Davis D. Barrett在离华前转让给我家的一房西式家具之外，阖府上下唯一能令人产生价值观念的物品，也许就只剩下劳碌的母亲手上的那枚玉戒，其实，那又是一枚何其普通的环形小石呵！一次，母亲叹道: “这年月，人不值钱，何况一枚玉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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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心理负担，生活来源的中断，再加上病魔缠身，迫使父亲几度住院治疗。就这样在穷困交迫中，1979年，父母迎来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父亲和母亲携手相庆。五十年来如一日，正是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母亲殷勤相夫教子，给了父亲莫大的安慰。
这年9月，父亲再次入住鼓楼医院心脏科治疗。9月10日晚上，轮到我在父亲病榻前值班。饱受心脏疾病折磨的父亲预感到来日无多，他轻轻对我说“这一次我可能过不去了”，态度异常平静。父亲最后一次谈到希望找回他常年使用的那本《韦氏大字典》，父亲把他在美使馆工作时参加美国文官委员会按月缴纳养老金的社会安全号码抄在这本工具书的附页上，这个claim number是美方将来给他发放养老金的唯一联系，而这本大字典被造反派当作父亲“为美国人当走狗”的“铁证”抄走了，一直杳无下落。翌晨四时，父亲握着我的手，平静地去世了。
就在父亲去世一个月后，美国首任驻华（此处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武官William S. Gillilland上校到职视事。这位武官到北京后一星期即携妻子一起专程从北京到南京来拜访我家。时序金秋十月，全身戎装，肩环穗带的美军上校的突然出现，在母亲居住的红庙街上引起骚动，街议纷纷，人头攒动。路头巷尾，便衣密布。上校先生仔细查看了父亲有关资料，听取了母亲等人的介绍，并拍下大量照片，证实父亲正是他们寻找的那名曾在美国驻华（此处系指中华民国）使馆工作长达二十五年的正式雇员。上校先生代表美国政府对母亲表示慰问和关怀。后来我终于从美国政府的文件中知道了，父亲的社会安全号（也就是claim number）是CSF 1275149。
当时母亲想对千里迢迢上门来访的美国客人表示一点感激之情，奈何家徒四壁，何以为酬？母亲褪下指上的玉戒欲敬女宾，自已打量一番，亦觉得不足为礼，她担心表达敬意不足，反招怠慢之嫌。
那次会见，Gillilland夫妇眼中见到的母亲，是一位历经风霜、风范依存的普通中国妇人。他们并不了解母亲一生曾集几次跨度甚大的人生经历于一身，其中有些属于时空转移，如从华北迁徙西南又移居华东，另一些则属于生活环境的升降跌宕和大起大落，如父母晚年长期厕身于社会底层生活。无论荣华贫贱，母亲一贯自持浩然正气，临危不惧，处逆不退，为了家庭的生存和子女的教育做出了全部奉献。如果美国客人听说这些故事，他们或许会对中国母亲所特有的玉石品质，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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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生于1911年，到2006年已届九十五岁。母亲八十七岁时还曾单身坐飞机长途旅行到长春我大哥那里去度夏，八十八岁时开刀治疗白内障。母亲九十岁那年曾患轻微脑梗住进鼓楼医院治疗，由于医治及时而且处置恰当，母亲恢复较快，至今生活一切自理，连剪指甲和铰脚趾甲都不要旁人帮忙。母亲一生竭力保持自立和自强的这股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母亲祖籍是河北省武清县王庆坨镇，我的曾外祖父名叫刘德昌，字孟修，太学生五品衔，曾开过钱粮行，广植田产。我的外祖父名叫刘喆诚，字鹤舫，拥有窑厂和大量田产。母亲自小生长在一个大地主、大窑主家庭，兄弟姐妹多人均在未成年时染病夭折，只剩下母亲一根独苗苗，被外祖父和外祖母视作掌上明珠。外祖母娘家也姓刘，外祖母的母亲是桃花镇大户谢家的闺女，外祖母的父亲是旗人，在北京当御史，其实外祖母的祖上原本是汉族，数辈前有一位清朝公主下嫁到老刘家来，“皇室血统”一度居于强势的“主导地位”，外祖母家便“识大体顾大局”改成了满族，真的成就了满汉一家亲。母亲的大舅刘清纯曾在天津德鹤永海货店当过掌柜。
南京的冬天寒冷潮湿，在我青少年时代，南京家庭普遍缺乏取暖设备，有些老房子倒是建有壁炉，可是由于缺乏燃煤也是白搭。那年月燃煤是定量供应的，谁家要是一时奢侈用来取暖，就会面临着无煤烧饭的危险，有可能要沦为干吞生米和白菜帮子的生番。我家红庙旧居的朝南一面不是砖墙，而是六扇顶天立地的玻璃木格栅门，阳光充沛时采光很好，但由于年久失修，门缝较大，保暖效果甚差。每逢严冬腊月寒风肆虐，年幼的我便冻得抖抖瑟瑟的像只小鸡崽儿依偎在母亲身边。母亲让我坐得离火炉近些，一边料理针线活儿，一边笑着讲述冬天的故事。母亲说北方老家天寒地冻，气候要比南京冷上几倍，每逢春节前夕，姥姥家总会包上几大簸箕饺子，有的是韭菜猪肉馅，有的是白菜猪肉馅，有的是牛肉馅或羊肉馅。北方的冬天室外滴水成冰，饺子一拿出屋就冻得硬梆梆的，如化石一般。饺子分门别类装进几只麻袋吊在院里的大树上，随吃随取。北方大屋里炕火烧得旺旺的，暖和得要命，孩子们常溜出屋去掰下屋檐下的冰棱当冷饮吃……我眼睁睁听着母亲讲述遥远年代故乡的故事，幻想着一炉熊熊火苗和麻袋里香喷喷的饺子，那是我年幼时百听不厌的最美好的童话。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的更迭，触动了一长排多米洛骨牌梯次倒下，我家的命运也是其中一块倒下的骨牌，经久不得翻身。这主要是父亲曾为美国政府雇员的这一历史背景强烈地不见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其实1949年后中美几十年的直接对抗原有机会得到避免，1949年初，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拜会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求他率领美国大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司徒雷登拒绝南迁，坚持呆在大使馆内坐等解放军进入南京城。这一非同寻常的动向一时举世瞩目。原来司徒雷登先生曾于当年3月10日致函美国国务院，要求批准他与中共高层接触，以增进双方的谅解。请求获准后，司徒雷登先生便开始了一系列活动。后来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压力和难题，司徒雷登先生不得不在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一百天后，于1949年8月2日乘专机离开南京，取道东京回国。父亲随同武官处人员前往南京大校场机场为司徒雷登先生送行。嗣后，父亲被安排在南京上海路82号美国大使馆武官处留守。
1950年2月美国彻底放弃了南京的美国大使馆的留守计划。按照撤退方案，父亲一家将乘美军运输机前往美国。但那时候母亲怀孕在身即将临盆，不能成行，而父亲曾经目睹过白俄在中国的悲惨命运，对于自己一家前往美国成为“白华”又心存疑虑和忌惮，我一家的命运从此发生巨大逆转。
1950年6月韩战爆发，北京政府和华盛顿政府在朝鲜半岛上兵戎相见，双方直接武力对抗。北京政府表现出了激烈的反美倾向，一时间大陆仇美反美的政治氛围如炽如焚，对于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了25年的父亲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父亲在生命的后几十年中始终为新政权所猜忌，并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成为边缘人物。父亲在四十年代曾接济过处于危难当中的几位共产党地下干部，这段历史或许冥冥中对他有助，否则父亲很难逃脱牢狱之灾。美国人撤走后，父亲方才4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为生活计，父亲抓紧时间学习了俄语，重新就业改作会计工作。“人民币五十九元四角”，父亲的工资收入长期冻结在这一标准，二十几年未增加过。母亲1950年3月生下我，当时三哥贯之两岁，二姐桔之四岁，大姐萍之六岁，二哥覃之十一岁，除去长兄师之投身军旅自食其力外，家中六名子女有五个嗷嗷待哺，家庭财政面临严重的收支不平衡。
食有鱼，出有车的日子一下子成为永远的回忆。家中长期雇用的五名佣人先后被辞退，其中辞退门房尤太学老伯之举，还夹带着些许恐慌和不安。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忽有一日尤太学老伯的亲弟弟尤太忠光临我家，来看望他的胞兄。尤太忠当时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2军34师师长，是一颗杰出的将星。尤太学老伯这门显赫亲戚的出现使得母亲感到较大压力，让师长的哥哥来为有“美帝分子”背景的家庭打工可能有些不太合适。不久，母亲便奉上一笔优厚报酬作为经济上的补偿，婉言恳请尤太学老伯“退休”。尤太学老伯的妻子徐妈原先在我家厨房帮佣，也一并“退休”回家。
母亲角色一下子天翻地覆，由雍容主妇转化为家庭劳工，繁杂家务不分巨细，俱要亲力亲为，这是一个“化玉佩为玉锛”的过程，母亲把自己当成辟地开天的玉锛整日价操劳不已，为维持生计日夜辛劳，不舍昼夜。家庭角色的巨大转换并没有改变母亲坚强的性格和贤淑形象，这从母亲的发型可以看得出来。在我有印象以来，母亲一直梳理着一种十分独特的发型，打点这种发型须借助一条马蹄铁形状的专用发箍，发箍约有幼童手腕粗细，用人发编织而成，梳头时秀发向上包绕发箍，显得十分精神和秀丽。江南梳理这种发型的妇女极少，南京的左邻右舍见了这种发型倍感新鲜纷纷传说母亲是旗人。母亲的这种发型经久未变，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期国人个个“面有菜色”，仪容不整，母亲仍未舍得放弃传统发型。我想，这也许是母亲怀念家乡和珍视过去的唯一联系吧，每当早晚母亲揽镜自盼，会使她联想起北方老家天寒地冻的孩童时光和巨大跨度迁徙的难忘生活。直至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罡风呼啸而来，母亲的发型才作改变。
1960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专程赶至南京为会议打气，当局无视农村大跃进带来的种种恶果，持续掀起城市大跃进的狂潮。会后中共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宣告成立，决定大办集体食堂，各种宣传工具奉命开足马力反复告诫群众“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强求居民实行“准共产主义化”的集中膳食。据有关资料，“至（1960年）4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居委会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我家居住的红庙这条小街就属于南京市玄武区辖区，忽如一日乾坤转，不由分说就把母亲一家人的粮票划归了居委会食堂，驱使我们去接受不折不扣的大锅饭。这种短命的城市集体食堂仅办了几个月便漏洞百出，弊端丛生，无以为继。居委会集体食堂散伙的时候更是一盘烂账，居委会干部“三横子”与集体食堂会计“戴胖子”沆瀣一气，说我家孩子多造成吃饭超支，蛮横克扣下我家的粮票。从不与人争执的母亲被彻底激怒了，护犊心切的母亲毫不畏惧狐假虎威的居委会干部，一次次声色俱厉据理力争，终于震慑住那帮红色宵小，追回了属于自己家庭的那份粮票，保护住孩子们赖以生存的那份微薄口粮。那时候大饥荒已席卷全国，农村路有饿殍甚至“人食人”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粮票的意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变得极为重要，把那些小方纸片说是我家的生命线当时也不为过。母亲大无畏追讨粮票的勇敢举动，保证了全家人艰难度过了那段饥寒交迫的时光。
母亲小时候读过私塾，记性极佳，老齐家族或者老刘家族几辈人的来龙去脉，母亲不假思索就娓娓道来。三舅六姑生辰忌日，八时十节鬼神祭祀，母亲无不了若指掌。一次我曾就老齐家族的血统传承关系请教过母亲，其中牵涉到一位曾祖父和两位叔曾祖父，一位祖父和六位叔祖父、我的父亲和十五位伯伯叔叔以及九位姑姑。当时母亲已是九十四岁高龄，几年前还患过一次轻微脑梗，但这一切并没有损害到母亲的超级记忆能力，母亲全凭记忆一一道来，无一差错。亲戚朋友闻知无不诧异万分，惊叹道，母亲的记忆力真的胜过了一台电脑。
母亲一生历经坎坷，她始终是荣辱不惊，力克困境，自强不息。我懂事后曾戏问母亲是否为当初没能移民美国而后悔，母亲沉思片刻，用一句极简练的话解答了我几十年未释之疑，她说：“你一直朝前看, 那么过去的任何事情都不值得令你后悔……”
母亲的言行，像戴在她指上的玉戒一样朴实无华。我端详着母亲慈祥的面容，思索着“玉主吉祥、玉能避邪”的道理，渐渐地对玉戒上暗纹的来历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那些稀疏的、自然走向的条纹，多么像母亲眼角的纹路，每一道都昭示着不惜牺牲自己，勇于承担一份责任。无论这种责任，何其艰难凶险。
母亲，人间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