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一节车厢，我挤向窗口，目光四下搜寻。这节车厢名叫南京，正加载在星球的高速列车上，沿着晶莹剔透的时间轨道飞快运转。熟悉的树木和建筑纷纷向后方掠去。我的目光收拢翅膀，准确降落在久已期待的那个站点：1979年的9月。
正是彼时，某晚，在南京的一家大医院里，父亲攥着我的手平静地辞世离去，享年七十五岁。
再一次接近“9月”站点了，父亲，您听得见儿子的疾声呼喊吗？
我的呼唤在空中发散，延展，像云彩越伸长便越稀薄，渐渐地淡泊无痕了。余音仍在天际奋力前突，试图与百年前那一声天籁般的婴儿呱呱落地声音汇合。
1904年腊月的一天，父亲齐植果诞生在天津杨柳青镇一个画商的家庭。祖上世代经营年画，堂号“齐健隆”。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说，老家门匾上的那个“健”字是“双立人儿”，书家笔下把单人旁特别写成双人旁，应该是个异体字吧。
就是这个“双立人儿”的齐健隆堂号，轰轰烈烈经营了三百来年，出版了亿万张彩色年画，让姹紫嫣红和五彩缤纷一层层地渗入了中国人灰暗的生活基色，又宛如数百年来清冽见底的一股文化甘泉，源源不断地注入同胞们几近干涸的心田。
我不禁好奇了，“双立人儿”的齐健隆在几百年间究竟是如何作为，竟让“齐健隆”三个字在中国美术史、中国印刷史以及中国民俗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深印记，取得瞩目的成功。
一、遥瞰杨柳青
追逐父辈昔日的脚步，我来到天津杨柳青镇，这里是父亲的出生地，也是齐健隆家族世代奋斗的大本营。老齐家族原先生活在渤海湾东南一隅，也就是山东半岛黄县和登州交界地区，黄县现在更名龙口市，登州更名蓬莱市。“山阁蓬莱客，储宫羽翼师……”明末，一支浓烈山东口音的齐氏族人，隔着波涛汹涌的渤海湾，把目光锁定在日趋繁荣的天津卫（注1），决心到那里去建立事业。勇敢无畏的山东汉子拖家带口，步上了艰辛的迁徙之路。齐健隆、齐惠隆兄弟等就是这支族人的后裔。
当齐氏先人抵达天津卫杨柳青镇，只见十里柳荫，燕穿莺啼，垂枝轻拂水面，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绰约与灵动。子牙河、大清河、南运河分别从杨柳青镇蜿蜒流过，帆樯林立，漕运繁荣。杨柳青是津西的一座千年古镇，地处直隶腹心，京畿要地，又是交通要冲，重要的地理位置奠定了这座津西名镇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之带来不可限量的文化影响力。龙舟御辇、南北商船往来不绝，帝子王孙、文人墨客流连驻足，文化氛围十分浓厚。
杨柳青镇的另一个优势是出海口近在咫尺，海外通商带来的巨大影响，异域文化的再三撞击，决定了这一方水土明朗洒脱的开放型性格。某些内地古镇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囿于闭塞而封步不前，相比之下，杨柳青镇可谓是优越天成。
这一支齐氏家族在天津杨柳青镇上安顿下来，一住就是四百来年。2003年初，杨柳青镇被评为“全国优美乡镇”，这一国家级的考语，反证出齐氏家族当年眼光不俗。杨柳青的精彩之处不仅是河清天蓝，镇富民安，更在于它深厚浩荡的文化底蕴，在于它几百年来通过中国年画这一艺术体裁对于民间文化施加的巨大影响，在于民间艺术潜移默化、不留痕迹、博大精深的教化功用。
说起杨柳青镇，便不得不说蜚声海内外的杨柳青木版年画。
我国木版年画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朝，唐代佛经版画的发展促使雕版技术进一步成熟，宋元市民文化的快速发展大大促进了木版年画的繁荣。清代初期我国的民间年画事业进入了鼎盛阶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艺术上更达到了巅峰。每逢辞旧迎新，官舍民屋便一起开始忙碌，先清扫，后布置。城镇街巷、天下户陌，一幅幅色彩艳丽、形象传神的年画相继贴上房门堂屋，来了个集体亮相，一时间城乡气象为之一新。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说，年画是新年的象征，家里不贴年画就不算过年。农商工渔成年累月操劳生活，或躬耕田间，或游贩巷闾，或煅铸炉前，或曳网江湖，平素的文化生活近似荒芜，寒苦的生活沉闷单调没有亮点。忽一日柴扉土墙上纷纷贴起大幅年画，金光灿烂，大红大紫，犹如在他们心里腾腾燃起一大盆火，对于富足生活的希冀飙升而起，这种希冀与殷切的期望交织在一起，如深埋的火种周期性复燃，鼓励亿万大众祈福纳祥、禳灾避祸，唤醒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那时节，将天下百姓普贴年画说成是平民生活中的一道精神大餐实不过份。
中国木版年画的风格各有千秋，山东潍坊和河北武强的年画粗犷朴实、乡土气息浓厚；苏州桃花坞年画细腻工整；河南朱仙镇年画古朴稚拙。相比而言，杨柳青年画则更突出了宫廷画技和市民趣味。京津的大都市地位决定了本地年画必须迎合官宦商绅和市民百姓的美学品位，杨柳青年画常作为贡品进献皇宫，由此杨柳青年画制作尤为精细，色彩柔和，制作完美。“北宗画传杨柳青”指的就是杨柳青年画继承了北宋以来的宫廷画院技法。杨柳青两家大画店“齐健隆”和“戴廉增”经常邀请全国著名画师精心撰构画稿，不断提高年画的创作水平，数百年间这两家大画店印刻的年画珍品不计其数。
自17世纪明朝万历年间至民国初年，在这350年间，杨柳青木版年画艺术在中国北方冲天崛起，大规模普及，上演了一幕轰轰烈烈的文化盛事。杨柳青镇一时成为举国瞩目的年画文化集散地。
杨柳青木版年画艺术兴起之时，遥远的欧洲大陆上，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席卷整个欧罗巴，达到了全盛时期。东西方文化艺术在同一历史空间先后不同方式地大规模崛起，这种现象值得做一番横向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90%以上的百姓是文盲和半文盲，年画于是成为劳苦大众有能力鉴赏并有条件接受的少数艺术样式之一，也是中国大陆上受众面最广泛的文化媒介。那一幅幅色彩艳丽寓意深长的图画反映出服务大众、教化世道、鼓励向善的一种普遍实践，成为大众化的一种精神财富，年画的社会功用充分体现。逢年过节，年画成了中国家庭眩目的文化亮点，成了世俗百姓追求理想世界的精神支柱，成为劳动人民的希望依托。一幅幅年画在显示，在炫耀，在提醒，在呼喊，在告诫，在耳提面命，在督率和催促，在诱惑每名中国人的眼睛。一辈辈孩童看着年画长大，一个个家庭面对年画艰难地度过一年又一年。年画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对于西方人生活的影响，如果不说是在某种程度上还要超过它的话。
明清以降，年画艺术在中国民间广为普及，也最受欢迎，最贴近人民生活状态，又最能反映人民的精神愿望。人们在一年之内可能看上几场戏曲表演，手边可能流传几册诗词或小说刻本，但毕竟有限得很，还要受到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的极大约束。唯有一幅幅年画贴在门扉上，挂在厅堂里，悬在帷帐间，与主人默默相对，无声交流，长期厮守。在民间，老百姓不仅在门窗上和厅堂里张贴年画，还把年画贴进了内室、炕头、灶间、影壁、水缸，成为装饰房屋、烘托喜庆气氛的必不可少的吉祥物。时至今日，中国家庭逢年过节依然普遍张贴年画，年画成了中国人过年专用的艺术品。东南亚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华裔社会，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原初的生活习俗或已有所改换，但是张贴年画的“中国”习俗却从来未变，年画对于中国人节庆生活的影响力可谓大矣。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创作多是单件作品，而中国木版年画最大特点就是批量印刷出版，一幅年画精品通过木版套色印刷摇身一变就成为上万件、甚至百万件作品，浩浩荡荡直入万户千家，无远弗至。长期以来每个中国家庭都拥有多幅年画，虽不是“同命运”，却也是“共春秋”。
杨柳青年画的繁荣并非一种孤立现象。在明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潜滋暗长，市民阶层不断成熟和壮大，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赞美向往自然情性，排拒朱程理学和封建教条对人性的压迫，构成了明清文学艺术的显著特色。这是一种对“人”的肯定，是对“个人”存在价值的肯定。明清时期建树颇丰的中国文化艺术，成为杨柳青年画崛起的文化摇篮。
清代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黄金时期。当年杨柳青一年要购进两千多件纸，一件10令，一令500张，一件就有5000张。按每张纸可以裁成三至四张年画用纸测算，杨柳青木版年画每年的产量要超过三千万张。三千多万张色彩斑斓，形象万千的年画，首尾衔接足足可以排出去3万公里，沿着赤道排列可达地球大半圈，每年仿佛是给地球镶上一条崭新的彩色腰带。这是何等阔大的一种艺术气象啊！
明清两朝，杨柳青的木版年画作为贡品源源不断进献进紫禁城，为三宫六院输入浓郁的文化色彩。一些大型年画作品如巨幅门神高6尺横4尺，如真人一般大小，制作精细，售价昂贵，多数悬之朱门。杨柳青著名的年画艺人一再被请到皇宫中作画，促进了宫廷与民间的绘画技艺直接交流，进一步提高了杨柳青年画的艺术水准。杨柳青画师回到天津后，又把宫廷彩绘和工笔技法大量运用到年画创作中，杨柳青年画的风格得到提升，技艺更上层楼，创作方法更加丰富。清初杨柳青年画达到鼎盛时期，乾隆王朝特许杨柳青年画作为贡品折抵税收，由此杨柳青年画声望更隆。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南运河重新疏通，杨柳青作为运河重镇，经济日渐繁荣，南方的宣纸和颜料可以直接运到镇上码头卸载，促进了彩版年画业的快速发展。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朱、绿、黄、黑等颜色套印的杨柳青年画。清初，杨柳青镇上的年画作坊鳞次栉比，店招高悬，彩幌相对。其中数齐健隆和戴廉增两家画店的经营规模最大。秋冬是年画制作的旺期，数百画工和印刷工匠聚集此地，昼夜不停地忙碌工作。每年冬至前后，各地画商云集杨柳青镇，船运车载，把杨柳青年画运往京城和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销售。到清代中叶，全镇画庄作坊近百家，从事年画创作的民间艺人达3000多人，形成国内闻名的年画之乡。
杨柳青年画的题材十分广泛，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世俗生活，无所不包。其中，仕女娃娃，花鸟虫鱼，吉祥喜庆的题材数百年来兴盛不衰，受到民间热烈的欢迎。杨柳青年画的主要题材大体可分五类，一是仕女和娃娃，二是历史及戏曲故事，三是喜庆吉祥主题，四是市俗生活，五是时兴事物，如清末年画《天津火车站》、《天津马路骑车》画的都是新鲜事物，让面土而耕、足不出村的广大农民在自家门前就欣赏到来自外国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另有禁吸鸦片、女子学堂等多种积极意义的素材。有时年画作坊争奇斗胜也会标新立异施展“破格”手法，譬如年画中明明是春秋人物或六朝故事，工匠们依然画上两个自鸣钟，真正是别出心裁，令人忍俊不禁。
杨柳青年画的特点主要有四，一是高超的艺术性，杨柳青年画介乎文人艺术和大众艺术之间，既体现出民间艺术“直率、强烈、表白”的特点，又追求运用文人艺术“高雅含蓄深沉”的表现手法，线描挺拔流畅，敷彩鲜明典雅，主题深入浅出，布局丰满匀称，富有民族民间的艺术特色。二是强烈的符号性，如儿童抱鱼的主题亘古不变，娃娃寓意后继有人，大鱼意味着年年有余，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在中国人生活中一直名列前一、二位。又如年画“金玉满堂”则以一缸金鱼喻示儿女满堂的愿望。三是独特的美学品位，杨柳青年画在选材立意上既有对市民情怀和大众趣味的友善迎合，更多的是强调审美格调的提升和审美品位的引导。透视法的普遍采用大大增强了杨柳青年画的艺术表现力，画师们纷纷依据现实生活进行创作。杨柳青年画中的仕女形象格外艳丽俊秀，人物衣饰分外华贵精巧，表情和神态更是惟妙惟肖，眉眼传神，栩栩如生。杨柳青年画中的精品作品与传统文人画在艺术造诣上已经不相上下、难分伯仲。四是市场的普及性。版画大规模制作的特点，以及中国家庭对于年画的普遍需求，从供和求两个方面促进了杨柳青木版年画事业的快速发展。明清以来杨柳青木版年画一再刷新了出版数量和市场覆盖率等多项纪录，在今日看来成绩也是十分骄人。
清末民初，“洋画”大量输入和现代石印胶印技术的普及，严重冲击了中国木版年画市场，对传统木版年画构成严重威胁，木版年画的制作和经营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杨柳青年画市场逐渐衰落。及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杨柳青年画已经式微，残酷的城镇高利贷剥削又为虎作伥，贪婪吮吸年画行业的鲜血。在几重高压之下，杨柳青年画难以为继。1922年，齐健隆画店终于关上了沉重的店堂大门，正式宣布歇业。几百年来杨柳青年画重重叠叠绚丽的色彩，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下留下耀眼的一抹亮色。
杨柳青年画的劫难并未到此结束，战乱时期，大批珍贵的杨柳青画版被移作填平道路。文革期间硕果仅存的少数画版又被毁之一炬，“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事到如今，传统木版年画和许多其它濒危的传统民族民间艺术一样被列入了国家抢救和保护对象。1992年春，天津杨柳青举办了杨柳青国际年画艺术节，2003年建立了天津杨柳青年画博物馆。2003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特种邮票一套四枚，四枚邮票的图案名称分别是：五子夺莲、钟馗、盗仙草和玉堂富贵，同时发行小版张一枚，还印制了首日封、邮折、邮册插页等邮品与邮票同步发行。这些都是身后哀荣。
二、走近“齐健隆”
回望“齐健隆”，面临着一个行业分类的问题，杨柳青的老齐家族到底算是哪一行？制版业？美术作坊？年画出版商？民间艺术托拉斯？还是控制剥削民间美术工匠的大奴隶主？这个疑问的提出，缘于40年前一位敦厚堂兄的书呆子式的问题。
40年前，划定成分一度畸形突出，成为大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头等大事。中国不像印度那样传统以来就有森严的种族等级，心有不甘的人们便设法“国产化”一套出来，把人划成三六九等，把一些人算作是中国的红五类，又把更多的另一些人看作是中国的黑八类……文革前夕，天津一位大学生堂兄苦恼万分写信到南京来问我父亲：咱老齐家的成分是不是应该填“破落地主兼资本家”？放下信件，咱全家一起为那个特殊时期的独特视野放声大笑，笑完之后又感到有些苦涩。这个问题问得好哇，“齐健隆”在三百六十行中到底属于哪一行呢？
年制造销售年画上百万张，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中国年画的大生产商了。大规模生产，连锁式销售，加上给宫廷当差，涉足传媒业和广告领域，“齐健隆”的影响非同一般。
当时我曾经想告诉那位堂兄，在那个特殊时代，借用那个时期的“专业”语言，咱家成分恐怕应该填写成“明清封建王朝的御用画商，四百年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文化经纪人，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带有很大文化欺骗性的破落地主兼文化资本家”。这样一来，那些严厉的成分论者看其态度诚恳反省深刻自查严格，或许会放他一马让他蒙混过关。
齐姓源自三千年前周代的齐国。《姓纂》一书上指出：“炎帝姜姓之后，太公望姜子牙，受封营丘为齐国，氏焉”；《通志氏族略》上也说：“太公望封于齐，子孙以国为氏……”杨柳青古名“流口”，因子牙河、大清河在此汇流入海而得名，相传姜子牙曾在此直钩垂钓数载。太公扶周受封后，姜氏后人在子牙河畔遍植杨柳，形成风景，故更名为“柳口”。杨柳青镇绿树成荫风景秀丽名冠华北，人称“北方苏杭”。当年齐氏家族从山东半岛返回杨柳青来发展事业，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无意中他们是对齐氏老祖宗“直钩垂钓”发源地的一种回归。
遥想当年，走进杨柳青镇上著名的齐健隆胡同，众多四合院一溜排开，车粼粼，马萧萧，大批纸张颜料络绎不绝运进门来，院落中间，各种画版的半成品堆积如山。朝南正房一概闭门谢客，高薪聘来的国内著名画师正在专心精制画稿，新画稿是一项重大的商业机密，需防走漏风声。管账先生房间挤满了各地画商和供应纸张颜料的商人，静候着交款或者取钱，人们互递纸烟，南腔北调各种方言在此交流。流动的印刷技工挤在门口逢人打听有没有活儿干。一批培训合格受聘手工彩绘的年轻姑娘羞怯地望着地面，排成长队静悄悄穿过大院前往厢房工场上岗。那些埋首雕版的小伙儿纷纷扬起脸来，脸上同样现出羞怯的笑容，互相交换着神秘的眼神，窃窃私语。院内花木茂盛，姚黄魏紫，香气四溢，高大的石榴树和海棠树分外茂盛，鲜红的石榴花像一片绚烂的彩霞在湛蓝天空上变换着深浅颜色。一名花匠坐在墙角静静吸着旱烟，愉悦地欣赏着眼前热闹繁华的场面，几个世纪以来齐健隆大院的场面一直是这样赏心悦目。他的父亲是齐健隆画店的花匠，他的祖父也是，他们都喜欢种花，他们更喜欢年画之乡鲜花一样美仑美奂的生活。
年画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绘画体裁，说起来，齐健隆画店与中国“年画”的正名还有些关系。汉唐宋明，年画一直被叫做“画帖”、“画样”，没有统一的名称。清道光年间，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年画”一词，“扫舍之后，便贴年画……”年画拥有了固定含义，专指木版印制的黑白或彩色的年俗装饰图画。此时齐健隆画店刻印了一系列配合社会改革、反映禁吸鸦片、兴办学堂和女子自强等内容的年画，称为“改良年画”，并在《满汉平等》、《女子求学》等年画中刻上了“请看看吧，齐健隆出了改良的年画”的文字，首先使用了“年画”一词。这一举动得到了业界一致公认，“年画”名称从此叫响，自此沿袭应用开来。
在杨柳青年画史上，齐健隆和戴廉增两家画店的经营规模最大，并列“年画双雄”。戴家画店传到清乾隆年间的戴廉增时已历经九世，画店从四座四合院扩大到十座四合院，并分出三个字号。史载当时戴廉增一家画店每年印绘年画就达到百万张以上。齐健隆画店也分三个字号，并分出上百个小字号。齐健隆画店每年印绘年画的数量历史记载不详，但从经营规模来看足以与戴廉增画店媲美，达到了年产销百万张的水平。戴家先后在北京、绥远（呼和浩特）、东丰台（宁河县）设肆卖画。齐家在奉天（沈阳）设立分庄，行销东北。杨柳青年画大量销往北中国地区乃至新疆、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目前俄罗斯博物馆收藏中国木刻年画最多，其中不少是杨柳青齐、戴两家年画店清末印绘的精品。
自清中叶开始，齐家和戴家年画风格明显不同而形成两大派，齐家以表现历史故事为主，“文戏”居多，如《完璧归赵》、《三顾茅庐》、《文姬归汉》等。而戴家则以表现小说戏曲为主，“武戏”居多，如《大破天门阵》、《拿黄龙基》等。为了赶超戴家，齐健隆画店致力于大量增加套版，仅套色就达20多版，比戴家多出10版，因此画面色彩层次更丰富，人物刻画更加细腻。2003年春节，天津历史博物馆举办馆藏杨柳青木版年画展，展出清代齐健隆画店制作的《翠屏山》、《全本春秋配》、《大观园》、《耕织全图》等作品，时隔数百年以后，观众依然感受到了醇厚浓烈的历史文化神韵。
杨柳青年画的制作采用了木版套色与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这是杨柳青年画区别于其它地区年画的独特之处。年画的整体轮廓和大片色块则采用套版印刷，而人物面孔等细部色彩全靠手绘，版画的刀法版味与绘画的笔触色调巧妙融为一体，两种艺术相得益彰，既保持了木版年画浓厚的情趣，又突出了手工彩绘的明快鲜艳风格，人物形象尤为生动，赋予了极强的艺术生命力。一幅杨柳青年画的制作，从画稿到成品要经过勾、刻、印、画、裱等五道工序。一块工艺精细的画版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刻成，可以使用几年甚至几十年。
画师是杨柳青年画的灵魂人物。杰出的画师不仅绘画艺术出类拔萃，而且洞晓广大消费者的心理，能够根据以往年画销售的市场行情，创造出迎合未来消费预期的新画稿。杨柳青的年画巨擘往往不惜重金，高规格延聘海内画界名师担纲年画的“总设计师”，有史可考的如齐健隆画店于光绪中叶曾邀请上海著名画家钱慧安先生北上，为齐健隆画店提供《红楼梦》、《皆大欢喜》、《谢庭咏絮》及唐人诗意等四十余种年画样稿并广泛印刷。钱慧安先生是上海高桥人，在画界名重一时，宣统元年曾与高巨之、蒲作英、吴昌硕、杨东山、程瑶签等人于沪上得月楼发起“豫园书画善会”，会员数百人，钱被推为首任会长。“画工人物仕女，细笔于墨；道劲方折，姿容炯雅，其调介于老莲、十洲之间。”
杨柳青年画一般采用水彩颜料、有时也会掺入水粉颜料，其色彩鲜艳夺目，笔触细腻柔和，画法细致。与一般画师立在桌前挥毫作画不同，杨柳青镇的画师多数是站着往“门板”上画，人称“画门子”。画室里为每名画师安装了一组门板，每组有十几扇门板，每扇“工作门”的两面都夹上画，画师上色时画一扇翻一扇，方便犹如“流水线”。画师每次用一支笔蘸一种色，每张画只画一处，紧接着画下一张画的同一处，流水作业一直画下去。几十张画全画完了，再换笔换色从头开始画另外一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彩色年画，成百上千张画下来，一样保证高质量和高水平。杨柳青年画在彩绘过程中间通常会把年画左转90度贴在“工作门”上，这样画上的人物都是“躺”着的，年画“躺着画”是杨柳青年画的另一大特色。
“娃娃”是齐健隆年画的“当家形象”，形象生动，活泼可爱。“仕女”形象则是“重中之重”，齐健隆年画中的仕女安详悠闲，美丽端庄，举手投足透露出北方大户人家女性娴静贤惠的特点。2003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特种邮票一套四枚，其中第二枚“钟馗”和第三枚“盗仙草”都是齐健隆画店的代表作品，“盗仙草”是齐健隆画店创制于乾隆年间的扛鼎之作，画中三个人物形态各异，鹤童头扎双角髻，乘云而降，仗剑追赶；小青拔剑护主，沉着迎战；白素贞手持灵芝无心恋战，又恐小青不敌回眸凝望。通观全画，人物线条流畅，扮相清秀隽逸，衣装色泽华丽悦目，这幅年画传承了传统绘画的工笔重彩韵味，体现出很高的绘画水平，艺术价值不可估量。
今日的杨柳青，年画事业已经式微。2004年下半年，杨柳青镇上的齐健隆胡同开始拆迁，一砖一瓦，牵动了所有“年画人”的心。杨柳青人像回忆一位曾经显赫的祖先那样，缅怀着明末清初发生在此地的非比寻常的轰轰烈烈年画事业。人们唏嘘着，幻想着，然而历史不再重现。
三、牵手父亲
1979年9月11日，凌晨四时，父亲在南京市鼓楼医院住院期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当晚轮到我在医院值班，父亲去世前并无异常征兆，破晓之前，他握住我的手渐渐就平静下来了，继而不再呼吸，手心发凉。齐健隆家族的链条上，又一个重要的环节无声无息断裂开来。
父亲齐植果是“齐健隆”家族的直系后裔。我的曾祖父齐维常，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是“齐健隆”画店的掌门人。我的祖父齐鼎乾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大，继续成为“齐健隆”画店的当家人。“齐健隆”画店于1922年在祖父手中正式歇业。父亲在七兄弟中排行第三，七兄弟无一人继承祖业，多数到天津上了大学，只剩下“齐健隆”画店的锦绣历史，在齐健隆后人的无限追思中，一代代口授心传。
祖父齐鼎乾于1866年出生，1928年病逝，终年63岁。祖父的三名亲弟弟分别是齐鼎谦、齐鼎升、齐鼎恒，另有堂兄弟三人。齐鼎升、齐鼎恒和一位堂兄弟三人曾经留学日本。
祖父先后娶过三位祖母，第一位祖母只生了四伯父便故去了。第二位祖母是我的亲奶奶，生了六伯父，父亲、十二叔和姑姑，由于三祖父齐鼎升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祖父便将六伯父过继给他了。第三位祖母齐于氏享年77岁，于1963年病故，先后生了十四叔、十五叔和老叔。
父亲齐植果，字育仁，1904年12月出生于天津杨柳青。父亲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直接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商科。1925年父亲大学毕业时，“齐健隆”画店歇业已届三年，祖父及一大家人返居天津，生活压力甚大，父亲时年21岁，迫切需要一份工作养家糊口，时逢美国军队驻天津司令部招聘翻译，父亲应聘后即被雇用，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驻华机构中连续服务二十五年的历史。
父亲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读书期间，张伯苓先生是他的校长。张伯苓先生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他主张教育救国，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做出重要贡献。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亲任校长30年，斯人斯德，对父亲一生起到重要影响。
父亲诞生在丹青世家，上天赋予他杰出的语言能力，父亲求学期间，正值“齐健隆”画店经济最困难的当口，为此父亲在中学和大学读书阶段，就给许多人家当过家庭教师，主要教授英语。父亲有时会同时教授两家家馆，其中有大陆银行行长万家，剧作家曹禺本名万家宝是万家的亲戚，当时也跟着听过父亲的英语家教，父亲教过的家馆还有万弼臣家、张状元家、王家、刘家等。父亲1925年报考美国驻华机构时，有意识地使用十四世纪古英语写了一篇作文，顺利被录取了。
1950年秋，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交恶，社会上的仇美情绪汹汹泛滥危及整个家庭的安全。父亲最大的语言特长一无用处，美国政府支付父亲养老金的联系渠道又告中断，生计一时没有着落。父亲把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这本书翻成英文，寄给北京新政府表明他的合作态度。父亲期望长他三届的南开大学校友周恩来能够明察忠奸，莫伤无辜。同时父亲发愤学会俄文，积极迎对局势。尽管俄语在父亲此后的生涯中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父亲的杰出语言能力却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父亲在南开中学求学期间，祖父尚在杨柳青惨淡维持“齐健隆”画店的经营。父亲上南开大学时，祖父放弃了杨柳青年画业务，全家族退居天津，“齐健隆”画店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此全面中止。在“齐健隆”家族金字塔结构的族谱上，可看到这个大家庭的后裔纷纷出洋留学或者在国内深造。1929年农历九月，四伯父、父亲和十二叔同时结婚，三兄弟长袍马褂，三新娘凤冠霞帔，场面热闹而宏大，可惜祖父没有看见这一喜庆日子，这位“齐健隆”画店的最后一位掌门人，已于此前一年撒手人寰。
但是齐健隆家族的意志品质，眼光胆魄，千丝万缕融入后代的血脉，一辈辈永远传承下去。
在我印象中，父亲性格十分随和。1950年我在南京出生，自那时起，家庭长时期处于逆境，经济始终拮据。但我从未见过父亲震怒和失落的脸色，他从不对子女厉声疾词。也许是期待子女沿袭祖风吧，我上小学期间，父亲便送我和三哥贯之一起师从著名书法家“江东周琪”习字，三哥铁划银钩练得一手好字，而我笔下蛇蚓蟠结，父亲也从不责备我。父亲一生大处着眼，小处随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父亲吃完锅贴饺子后，母亲常会笑着考问父亲：吃的是什么馅？父亲基本上是交白卷，答不出来。
父亲性格幽默，语言诙谐。这个特点一脉相传到我兄弟姐妹六人。我想，这也许是“齐健隆”家族根深蒂固的特点之一吧。“文革”期间，父亲被当作“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受到隔离审查，禁闭在单位里不准回家。他在“深刻反省、彻底交代”之余，还被造反派逼迫在单位打扫卫生。那些热心制造中国“贱民”的人，此一时刻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那时我常常去给父亲送饭，目睹父亲狼吞虎咽，吃得很香，我便悄悄问父亲是否感到不自由。父亲抹抹嘴，笑曰：“哪里哪里，十分自由宽松，我可以先擦玻璃再扫地，也可以先扫地再擦玻璃，社会主义的公民享受着充分自由……”
我大笑，我听父亲自己说过他年轻时很顽皮，冬天常在结冰的河面上骑自行车，而且不是一般的骑行，是双手撒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与小伙伴们比赛看谁骑得最远。自行车轮胎在冰上的摩擦力极小，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车摔出去很远，需要惊人的平衡能力和很强的心理素质，才能做到人车“完好如初”。父亲常常取得冰上竞赛的胜利，这种“齐健隆”式竞技求胜不服输的能力，伴随父亲一生。
父亲长年戴着一副淡色茶镜，春夏秋冬，从不离身。我原以为父亲崇尚时新，从未留意。父亲晚年一次洗脸时，手指在右眼上抹了一下，取出一物放在桌上。我当时恰巧从一旁经过，发现桌上竟然是一只仿真眼珠，内心立刻受到极大惊吓，连忙奔去询问母亲。母亲轻描淡写说明了原因，原来父亲六岁左右与堂兄弟游戏时，被一支竹箭射中右眼，导致一目眇。从此，父亲终生佩带一只义目。
我大为震惊，气急败坏，一时说不出话来。父亲的一生经历了抗战、内战和长久的红色政治风暴，生活大起大落，体魄健全的男子尚且会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而失去一目的父亲始终含笑自矜，从容应对严酷环境和生活压力，这是何等不易啊！稍后我悄悄做过一次尝试，我掩住一目“独视天下”，方才半个时辰，便感到极大压抑，最后竟产生了窒息的感觉，慌慌地迫不及待解开眼上的束缚，逃也似地摆脱出来。那一忽儿，我本能地明白了，我的笑吟吟的父亲是世界上品格最坚强的男人之一，我心中充满自豪感和幸福感。我敬重父亲，热爱父亲。
终于。我渐渐悟出齐健隆“双人旁”的含义了。“双人旁”的齐健隆，世世代代的每一位成员都付出了双倍甚至多倍的努力，才创造出了历史上的辉煌，才铺展开未来的远大。
（注1）天津原名直沽，1404年，明永乐皇帝在此设天津卫，天津即“天子的渡口”，卫是明朝军事建制，相当于警备区，每卫有5600士兵编制。
本文写于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