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部落 张戬炜

    朱熹《记孙觌事》注疏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而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辞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太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语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而寿而康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其事,因书以识云。

    注:

    1、孙觌(公元1081年—1169年),字仲益,号鸿庆居士。常州人。宋大观三年进士。曾任宋户部、吏部尚书。诗人、骈文家、书法家。常州地区一直流有传说,说孙觌是苏东坡的庶子。苏东坡当年在常州,曾将一怀孕之妾赠人,后此妾生下孙觌。东坡后来又到常州,曾嘱将孙觌抱来一观,并为之题名为“觌”,意即“卖了又见”。常州旧有“观子巷”、“显(降)子桥”地名,即记此事。事见《武阳合志》“见孙治原悫,以孕妾赠之”之说,及赵翼《陔余丛考》引明·冯祭酒说:“阳羡孙老得坡公弃婢而生者也,……今城市外有降(显)子桥、城市有观子巷。云是弃婢生觌,以觌见坡之遗迹”。

    案:唐宋间文人赠人以妾是为风气。白居易、欧阳修等都有此举。苏东坡一生小妾众多,常以妾赠人,故有此说。苏东坡还曾以小妾与人换骏马,事见《春渚记闻》:“坡公(苏轼)又有婢,名春娘。公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者饯公。公命春娘劝酒,蒋问春娘去否?公曰:欲还母家。蒋曰: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公诺之。蒋为诗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分付赎蛾眉,虽无金勤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诗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春娘闻后不愿意,“触槐而死”。

    2、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字符晦,又曰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沧州病叟。南宋理学家。官至直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兼秘阁修撰等职。嘉定二年诏赐谥曰“文”(称文公),累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子庙。明朝通称“先儒朱子”,崇祯十五年,因诏位居七十二子之下,汉唐诸儒之前,特称“大贤朱子”。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大成殿配享,位列“十哲”之次。生三子五女。

    3、靖康之难: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汴京沦陷,徽、钦二宗被掳。

    4、幸虏营:幸,巡视。虏,金兵。

    5、某文:指降表,投降书。

    6、阴冀:暗中希望。

    疏:

    中国理学自宋朝起,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它在巩固专制王朝的统治方面,起过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撼动的,就是宋明理学。自“五四”后,揭示与批判理学的虚伪与道学的无赖,一直是中国文化重构的重要任务。

    理学的虚伪,在朱熹的笔下,可谓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让一个不知道宋朝两帝均被金兵俘虏的人来读这篇文章,开头几句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宋钦宗到一个叫金国的少数民族军营去视察检阅,少数民族的同志恳求皇帝留下墨宝,皇帝觉得这个少数民族不文明,不能轻易留下御墨,就装腔作势吩咐一个叫孙觌的秘书代笔,心中还希望孙秘书推辞,然后回家吃饭。

    在这篇文章里,孙觌是被朱熹嘲弄的对象。以我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嘲弄,正是嘲弄了朱熹自己,也显示了朱熹个人的虚伪。

    1126年冬,金兵攻破了汴京外城,刀已架在了宋皇朝的脖子上。宋钦宗是一边哭一边去金营议和的。以他一国之君的身份,他愿意这样吗?他不想一挥手就把城下的金兵全灭了吗?同理,孙觌才华冠绝一时,他愿意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他的父母之邦写投降书吗?他不想笔扫千军立千秋功业吗?“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后来也有人与金兵打了。“打”字喊着痛快,干起来不容易。打了两个月,把太上皇和皇帝,还有婀娜多姿的娘娘皇妃,都打得绳捆索绑,到北大荒去度长假了。

    再说“阴冀”。宋钦宗“阴冀”那会,朱熹的老娘还不到婚龄,天下还没有朱熹这个人呢,你朱熹怎么知道这“阴冀”的?这不是在叙述历史事实,是在写小说。用小说损人,心理有点阴暗。如果真要说宋钦宗有“冀”,那也是“阳冀”:孙觌你辛苦点,赶快写一张让金人满意的降表,再割点地、送点女孩子、陪上点金银财宝绫罗绸缎之类的嫁妆,走人吧!

    可朱熹却认为,就是在这亡国之际,钦宗到金营,还是“幸”,是去视察被宋朝神兵抓来的“虏”的。反而是孙觌,作为政府雇员,而且还是高级公务员,不但不去体会皇帝心中的“阴冀”,还对俘虏们卑躬屈膝,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形象。

    这叫什么事呢?这不是尼姑怀孕逼和尚吃堕胎药——瞎掰吗?

    只是,朱熹习惯做这种瞎掰的事。

    朱熹与台州知府唐仲友有仇,但又没有办法弄他。在他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赶到台州,把与唐仲友交好一个营妓叫严蕊的,抓起来当堂杖责。想从严蕊口中弄到点材料,再去整唐仲友。“为此,严蕊系台州狱月余,备受苦楚,然终无一语招认。又移绍兴狱中……又再受杖,几至于死。”直到朱熹调任他处,岳飞的儿子岳霖到台州,才为这起冤案平了反。事见周密《齐东野语》、洪迈《夷坚志》。

    对此事,鲁迅先生在《论俗人应避雅人》一文中曾评论说:“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

    要整人又不敢当面整,把人家的相好乱打一通,这不是典型的尼姑怀孕和尚吃药吗?什么叫虚伪?这就叫虚伪!

    理学又称道学。在中国古代,民间笑话中的主角,最多的就是道学先生。为什么?因为道学先生们的无赖言行太多。这一点,道学先祖朱熹功不可没。

    朱熹在记孙觌关于“人不胜天久矣”一段话时,用“或戏之曰”贬孙觌,还洋洋自得以为一招制敌见血封喉,焉知此招过于卑鄙,露出了破绽。

    不妨把那段名论换一下主角试试:

    (朱熹)其后每语人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或戏之曰:“然则子在房中也,革尽人欲甚矣,而生三子五女也。宜哉。”熹惭无以应,闻者快之。

    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是从朱熹的祖师程颢那里学来的。程颢出去吃花酒,他弟弟责问他,他笑容可掬地说:“只要心中无妓,何妨身边有妓”。此事冯梦龙《古今笑史》中有载。

    这种方法,是把哲学问题、政治问题庸俗化。

    孙觌关于“人不胜天久矣”这段话,是在讨论历史规律问题,属于哲学范畴。对于一个朝廷的朝政来说,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朱熹则是脱离哲学和具体政治行为语境,用庸俗话语来抵牾社会学和方法论的探讨。如果这种讨论问题的方法不是无赖,那天下还有什么叫无赖。在中国,为什么许多严肃的问题无法讨论下去,其根子就在道学。

    至于“虏人大喜,至以太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这个说法,亦过于阴损。此说未见史证,应是朱熹杜撰。不过,即使真有此事,也不能用来证明人品高下。如果一定要从这个方面论证的话,那朱熹本人比孙觌肮脏的多——

    宋淳熙十年六月(公元1183年),吏部尚书郑丙、监察御史陈贾,针对朱熹个人的政治与生活问题,上奏说:“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道学士徒,假名以济其伪,乞摈斥勿用。”

    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再劾朱熹。指责朱熹有“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为害风教”等六大罪。主张斩熹之首,以绝朱学。史称“庆元党案”。弹劾奏章中说,朱熹口称“孝道”却虐待老母,有好米不给母亲吃,使老太太逢人诉说。口称清廉却收受贿赂,一年之中就动以万计。最有意思的是在这六大罪后,还有朱熹“娶刘珙之女,而奄(贪)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家中的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等等。

    朱熹,“诏位居七十二子之下,汉唐诸儒之前,特称“大贤朱子”。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大成殿配享,位列“十哲”之次”,是圣人了,这事不会是真的吧?

    可朱熹却承认了。没人打他没人关他,他自己承认了。在《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一文中,朱熹向宋宁宗承认了以上指控,并自己骂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并发誓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

    孙觌肯定不是完人,朱熹也不是完人。天下其实没有一个完人。今天在这里讨论朱熹欺侮孙觌的话题,不是要贬朱熹,主要是借此事说中国文化中一个很恶劣的现象——用道德批判来代替价值批判。不同意某人的哲学、政治观点,使用的武器却是某人的道德问题。这种做法,且不说卑鄙、庸俗,至少是让中国许多的问题,无法进行深入的讨论。道学害人,一至于此。

    其实,道学先生本人,也是这种“恶劣”的受害者——宋朝的组织部长、监察司长要杀朱熹,动用的武器,不也是道学武库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