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试图从史籍中寻找一个人。
这个人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很容易找到的。首先是他确实存在，许多非常有名的人都谈起过他。其次是他的声名非常大，在社会上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追随者众多，学说远播，信徒如云。
可我一直没能找到他我没有找到他的著作，没有找到他的声音。按一般规律，象他这样出众、足堪称为“先圣”的人物，即使本人的声音消失了，总还有弟子的著作传世，为先师的遗训传播做点工作，留些个流风遗韵。可是，这些众多的追随者却象约好了一样，突然与先师一起消失了。历史的沙滩上，潮水卷着唾沫一样的泡沫，把他的痕迹擦得干干净净。
这个人，就是杨朱，史称“杨子”。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人。比他岁数大一点的孔子，享百世荣华，已是家喻户晓。与他同时的墨子，尽管“生不歌、死不葬”，但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知名人物，比他岁数小得多的孟子、庄子，则更是叱咤风云，领一时之盛，传百世风骚。
为什么独独杨子，这位在百家争鸣中也是名震一时的人物，会突然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失踪，变得无声无息呢?
我的寻找，就是努力想弄清，——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清晰，弄清杨子失踪的原因。
杨朱学说，当年确是盛极一时的。孟子在他的《滕文公章句(下)》中这样说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在《孟子·尽心篇》中，孟子又一次说到：“逃墨必归杨，逃杨必归墨。”也就是说，天下学子，不学墨翟之说的，必去学杨朱之说。不相信杨朱理论的，必去学墨子理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足证杨子之学盛极一时。
我常常这样想象先秦百子：在列国争雄、狼烟四起、金铁交鸣、日月失色的苍凉背景下，一个个宽袍大袖的身影在刀兵的缝隙中走过。刀矛的寒光，映衬着一双双睿智的眸子。拂去眸子表面逼人的英气，可以读出热血、执着、坚定与不屈。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定的信念与主张，每个人的心头都张扬着理想主义的旗帜，每一副肩膀都承载着历史与民族的责任……
他们的每一声呼唤，都会引来巨大的反响。被他们那高张的旗帜所吸引，众多的追随者跟着他们走进理想。没有谁能制止他们阐述，同时，又没有一种阐述会让他人失语。在相互的砥砺中，每一种学说的旗帜都变得鲜艳，每一种主张都象鲜花，在充满腐殖质的土地上自由地开放。
杨朱是其中的一个。
可失踪的，偏偏就是他。
我想，这必须从杨子学说的本身去找原因。任何一种学说，要使它灭绝，除非彻底根除它赖以生长的土壤。反之，任何一种学说的灭绝，肯定是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地。杨朱学说的灭绝，似乎也应如此。
杨朱究竟说了什么，竟如此不见合于中国的土地?
杨子已无书传世，无弟子传述，无任何专著研究他。从先秦至今漫漫两千余年，无声无臭。只是在一些其他的古籍中，约略可见一点蛛丝马迹。
孟子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两个地方提到过杨子。庄子在他那汪洋恣肆的散文《骈拇》、《胠箧》、《天地》、《徐无鬼》、《山木》中提起过杨子。韩非子强悍阴冷的笔下，曾记下过杨子的一则轶事。吕不韦是好大喜功之辈，集门客三千撰《吕氏春秋》，对天下百家进行评品，曾有一句，提及杨子。在《疑似》篇中，又说及杨子“见歧道哭之”云云。一生想着谋求帝位终无好下场的淮南王刘安，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是个“学富五车”的文化人，曾招宾客编《淮南子》(意欲与百家诸子平起平坐)，其中《汜论》、《椒真》篇，说到过杨子。在《说林训》篇中还有一段与《吕氏春秋》基本相同的记叙。剩下的还有《说苑》、《法言》、《吾子》、《论衡》等古籍，都提到过杨子，但与前述诸书一样，都为只言片语、一鳞半爪，不成系统。
记得有一阵子，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因伟大领袖毛泽东临终时还念叨着要读，因而坊间书肆，很是走红了一阵子。未能免俗，我也曾找来一读。在《容斋续笔·卷第十四》中，突然读到《杨子一毛》一则。该则笔记记下了有关杨子的一长段话。依稀记得诸古籍中无载，遂视为珍宝。然几天之后，疑窦顿生，这么清楚地表达杨子思想的一段话，为何无学界中人的重视。洪迈笔下所记，云是来自《列子》。手边素无《列子》之书，无从考证。后来一跺脚，去书店觅来《列子》，细读之余，方知此言已被做学问的人判为伪作。
列子其人，主要行状见于《庄子》，是个半神半人的物事。庄子说他可“御风而行”，状若仙人，可又是庄子，说他人穷得“容貌有饥色”。《尸子》及《吕氏春秋》中有“列子贵虚”之说，然并无详述。其余先秦诸子，压根儿就没提起过列子这个人。列子此人是神是鬼，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列子笔下的《杨朱篇》，岂有学问中人敢信其真?不少做学问的大师认定《列子》是晋人张湛伪作，是想托列子之名扬自己的大名。
可读完《列子·杨朱篇》，我倒觉得我想象中的杨朱，应该是这样的人。洋洋数千言，把自己的想法和主张淋漓尽致和盘托出。它可以是伪作，但这至少是中国古人心中的杨子，与先秦诸子描述的杨子的形神是一致的。这不妨碍我了解与理解杨子，正象即使整部《列子》都是伪作，并不妨碍毛泽东从《列子·汤问篇》中捡出《愚公移山》的故事，鼓励他的同志们去克服艰险，夺取政权一样。
问题是杨朱说了些什么。
《吕氏春秋》曾对诸子百家的特征下过定语，说“老耽(子)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杨)生贵已、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等等。
“阳(杨)生贵己”，贵到什么程度?《淮南子》说：“明于死生之分，达于利害之变，虽以天下之大，易骨骭(小腿)之一毛，无所概于志也。”孟子说得更是直白：“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就是说，杨子认为，人是自私的，一切都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天下安危是一回事，自己的利益又是一回事。要损害自身的利益来拯救天下安危，对不起，我不干!
当知道了这些后，我豁然开朗：杨先生，你的失踪，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失踪，应该是十分必然的事情。
从自身行为与理论的对应来讲，杨子理论必然无传。按理，阐述一种理论，自己必须身体力行，哪怕是充满虚情假意的身体力行。杨朱在创立自己学说的同时，就为自己理论的流传截断了后路。既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学说流传，不就是“利天下”了吗？用鲁迅先生在《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话来说：“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鲁迅到底是鲁迅，一眼洞穿。
然而，杨朱本身，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恐怕是没有认真地实践过自己的理论。如果他真的如自己所创立的“为己”理论那样，不拔一毛，不在社会上宣扬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怎么可能与墨学并肩，成为当时的天下显学呢?很明显，他是曾竭力宣扬过自己的理论，并企图把它彰之于天下的。
竭力宣扬并确实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且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为我”理论，它的失踪，肯定是因为其后的社会发展，剥夺了这种理论的生存土壤。
被剥夺生存土壤的理论，我想不外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掌握权柄的人感到这种理论的生存与传播，会对权力、尤其是专制权力产生威胁，于是就动用暴力，从生存条件、传播条件上着手，扼杀这种理论。或者，干脆举起屠刀，把这种理论的创立者直至信徒，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以杜绝其生长与传播。第二种是这种理论相对于它生存的环境来讲，具有先天的弱点。这种弱点有时可能是它的前提不可靠，有时可能是它的逻辑结果是荒谬的，有时干脆就是它太先进了，就象核武器专家与印地安土著解释原子裂变。因为印地安土著不需要这种理论，所以再先进的理论，也不可能有生存的土壤。
杨子理论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丧失自己赖以生存土壤，属于上述哪一种可能呢?
我想，对于杨子理论来讲，两种可能并存，而且极有可能是两种可能的共同作用，使之在中国思想史上销声匿迹的。先是因为杨子理论太先进了，而后的广为传播，又让帝王们感到了威胁，所以，杨子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失踪了。
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文化史、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三百年的乱世，“礼乐征伐从天子出”变成“礼乐征伐从诸侯出”，周天子中心地位的丧失与各诸侯王跃跃欲试的争霸，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从专制的阴影中走出，在历史的舞台上淋漓尽至展现了自我的风华。“士”作为一个阶层，一种身份概念，首次出现在社会上。
春秋以前，思想的权利没有属于过百姓。百姓在奴隶主、封建主的眼里，与猪牛狗羊一般，并无思考的自由。正是春秋乱世，使“学在官府”的状态瓦解。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就是指周朝中那些掌握学问的“五官”，因周朝衰败而四处流散，将学问带到了民间。私人办学的风气也四散而开，地位介于朝廷大夫与民间庶人的“士”，这些出身低微但掌握了知识，俗称“士大夫”，活动能量又很大的人，成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始祖。
春秋战国的主题，是“统一”两字。所谓百家争鸣，所有的议题，都是围绕“统一”展开的，正如孟子所说：“恶乎定？定于一”。而统一中国，需要强大的国力与深远的谋略。深远谋略绝非一人智慧所能胜任，有王者之心的诸侯及觊觎权柄的贵族纷纷延揽人才，遂成养士之风，多者门客、食客达几千人之多。强大的综合国力，也绝非墨守先王成规祖宗家法即可达到。变法改制，也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就形成风气。在这种态势下，城市兴起，士大夫们穿梭其中，各种学说杂横纷呈，鲁国的曲阜、齐国的临淄、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秦国的咸阳，成为他们展露才华的舞台，学术交流进而促进了学术争鸣。
杨子学说产生的背景就是如此。
在一片连横合纵、王道霸道、一统天下与小国寡民、权术势与等死生的争鸣中，杨子的声音是奇怪的。他居然说“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我一直诧异于天下竟有这种吝啬的人，这种不顾脸面的人。要知道就是世上最吝啬的守财奴，也不会公开宣布自己是一毛不拔的。面对这种有悖常理的学说，我一直试图探究它的真心意图。在《列子·杨朱篇》里，(不管它是不是伪作，那是做学问的大师们的事)我读到这样的句子：
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
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
记得读完此段时我禁不住拍了一下桌子，叫了一声“好!”说的真好!即使《列子》是伪作，我也从心底里认为这段关于杨朱的记载是真的。洪迈当年读《列子》，也从中摘了一段，可以想象，他也以为此段对杨子思想的阐释是可信的。
杨子不是一个俗世的吝啬鬼，是尘世的大悟者!孟孙阳对杨子思想的阐释，精微、周到、深刻。一毛固轻，然人之躯体，正是由一毛开始。今天听任丧失一毛，明天就会是丧失全身!
在一片喧嚣的强国争霸声中，在一片低沉的弃世无为声中，在漫天遍野欲一统天下的野心的丛林里，在生灵涂炭四处弥漫着呛人的血腥气的旷野里，杨朱的声音显得多么清醒。“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不是“春秋无义战”、天下四分五裂、无法治理吗?不是许多士子都在争论用权术势、用变法、用合纵连横、用王道帝道霸道来治世吗?老子甚至笑嘻嘻地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吗?杨子说，天下不是由人治的，不管国王皇帝用什么方法去治世，都是从上而下的“治”，都是对百姓利益的掠夺。这种治，本身就孕育着自己的对应物——乱，就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共产党宣言》里用充满诗意的笔调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在诞生之始，就为自己的灭亡孕育了掘墓人——无产阶级。天下要治，关键在于明确个人利益的度量分野，只要明确了，天下就是治世了。
相对于周天子一统天下南面称孤时期，春秋是乱世。乱世固然有许多苦难，但也有不少好处，至少人们思辩的机会多了，释放自己欲望的机会多了，公开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也多了。各种各样的意志、欲望、利益主张在脚下的黄土上翻滚、激荡、碰撞。面对这种骚动的大潮，杨朱不从如何“治”这个角度，而是从如何明确个人利益这个角度出发，提出自己的观点，实是大智慧。
能想象这样的市场吗?
卖方对买方说，什么钱不钱的，先生您看上就拿走，有钱随便给几个，没钱交个朋友。买方对卖方说，先生您太客气，卖什么也不能不吃饭呀，再说您还有老婆孩子、老爹老妈，这沓子钱，您不要嫌少，全部拿去。卖方说，我不要您钱。买方说，我偏要给您。如此这般，这买卖如何做得?照这种逻辑推理下去，买卖双方都得饿死。
人人都说贪婪是一种恶行，其实人人又都具备贪婪之心。如果消灭了人的贪婪之心，社会就无法运行。人类所有的发展与提高，都是由人的贪婪之心推动的。问题在于贪心如果得不到制约，最终将毁灭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中，谁的贪心无法制约呢?答案非常明白：专制帝王。能最大限度满足专制帝王无边欲望的载体是什么?说穿了，是百姓。在专制政体面前，百姓只是一种俎上鱼肉。用杨朱的话说，叫做“悉天下奉一身”，也就是天下所有的人供奉一个人。如果人人不损一毛，不利天下，人人都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俎上鱼肉”这种局面将无法维持。
此刻，杨子失踪之迷已是昭然若揭了。
原来，杨子的理论将对帝王的欲望形成制约。而且，在当时士大夫们争相以自己的才能向帝王出售智谋，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杨子学说显得不合时宜，或者说显得过于先进。一种理论被剥夺生存土壤的两种可能双管齐下，杨子学说的失踪，成为必然。
看看那些同行们是怎么评价杨朱的吧!
韩非子说：“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命。”也就是说，杨子墨子都是天下的聪明人，但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能给他们当官。
庄子说：“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庄子主张灭了杨子墨子的学说，免得贻害天下。在《庄子·天地》篇中，庄子列举了五种有害的行为后，说：“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杨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非吾所谓得也。”明确表示了自己对杨子学说的反对态度。
说得最明白的是孟子。这位古代的雄辩家(至今我尚不明白，如此凶悍善辩、口舌无人可挡的孟轲，怎么被现代人理解成一个文弱书生白面郎君)对着滕文公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翟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另一个地方，提到杨墨两位，孟子还怒骂道：“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确实是“亚圣”，圣人的眼光到底不一样，“无君”二字，一语道破杨子学说的宗旨。都按照杨子的理论去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的月夕花朝如何得豪奢起来、风雅起来?无小人莫养君子，难道要叫君子们也去扛麻袋蹬三轮车吗？
记得那年去安徽歙县，在棠樾村、西递村及县城，曾看到过许多石牌坊。从小听人说“做了婊子还要树牌坊”，余生也晚，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没有看见过牌坊。印象中的牌坊仿佛都是为烈女贞妇所立，是婊子们最想为自己建的。在歙县，我才知道，牌坊并不只是为女人立的，更多的是为男人立的。这些男人为皇帝欲望的满足尽了心、出了力，皇帝就为他立一个牌坊，以示恩荣。树立在地上的用石头做的牌坊，作为一种事实的存在，作为一种荣耀的存在，其目的就是提醒世人，只要一心侍奉皇帝，你就可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获得巨大的收益。
当时，正值暮云四合之际，站在树立着十几座牌坊的旷野上，那阴沉的牌坊仿佛一个个沉甸甸的鬼魂，用凄厉的风声向我诉说当年的威风。我能想象它们当年的神色：蓝天艳阳下，它们高高矗立，精美的花雕、精良的石质、美轮美奂的赞语，金碧辉煌的文字，构成了一种充满诱惑力的主流文化气象。四邻八乡的各式人等都聚集在它的脚下，以艳羡的心态与口吻赞美着，只恨自己抑或自己的祖先或者子孙没能享受此等荣耀。
面对此时此景，我总觉得，中国的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其本身存在的前提是十分虚幻的。作为中华民族思想形成期与成熟期的春秋时期，以及在这个时期作为代表人物的诸子百家，所有的思辨与学说，几乎都是围绕“君权”展开的。这其实就为以后的统治者以君权为中心整合社会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社会结构是以君权为中心，忠君就成为必须与必然，忠君的伦理基础，就是尽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构成了中国的伦理基础与道德规范。这种基础与规范，规定了每一个人都必须奉献，女人奉献给男人，儿子奉献给老子，老子奉献给皇帝。尽管这种奉献型的社会结构维持了二千余年，但今天，它的前提的不可靠性还是很明显的：在一个要求大家奉献的结构中，只要有一个人存掠夺之心，那么，所有的奉献都会变得滑稽。这就象在市场上，买卖双方都讲奉献，心怀叵测的人就可以大发横财一样。事实上，二千多年的奉献史，除了统治者们得益，百姓们从来是一无所有。
暮云之中，我感到了一种大压抑，甚至有淤血在胸的味道，一股血腥味直逼脑门：这种伦理道德结构，这种用“恩荣”、“表彰”、甚至树牌坊、写入志书等等方法进行的褒奖，不正是为了杨子所说的“悉天下奉一身”吗?不正是用光辉灿烂的语言(石头牌坊本身就是一种硬质语言)麻醉众人，进尔使被掠夺者处于被“拔毛”的状态而毫无痛感，甚至自己主动“拔毛”上贡，以满足“一身”，也就是帝王的无边欲望吗?
道德规范对于一个民族，犹如阳光对于草木。法律只是规范了人最起码的行为，譬如借钱要还、损物要赔、杀人要偿命等等。道德则是引导人走向文明、走向神圣、走向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阳光。遗憾的是，中国的以“孝”、及“孝”而引申的“忠”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实在算不上是阳光。我的理解，这是一片巨大的阴影，而且是一种神圣的阴影。它的神圣在于：它抹杀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互助本身具有的交换性质，强化它的无偿性，把这种互助神圣化、圣洁化，从而使互助升华为奉献，然后从这种奉献中攫取利益。这种神圣化的结果，既扼杀了普通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欲望，也堵塞了人们追问这种道德规范前提的道路，从而使生活在这种阴影下的百姓，犹如在黑暗中生长的草木，焉头焉脑，了无生气。
可以这样说，杨子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尤其是《列子·杨朱篇》(我不以为其中那段是假的)中那句画龙点睛式的、集中地阐明了为什么“一毛不拔”理由的“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话，是穿透这种阴影的阳光。可惜，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君权脚下讨饭吃的，这种直接威胁君权的“无君”理论，同时也威胁着他们的饭碗。他们与帝王联手，诛杀杨子学说，也就也正常不过的事。杨朱失踪了，神圣的阴影也就严丝密合、天衣无缝了。
其实我自己也一直诧异，怎么会想起去寻找杨朱。等到我仔细寻找以后，才发现人的潜意识、第六感官是有点不可理喻的神奇之处的。从突然想起寻找、到初步理出眉目，其冥冥中就是对各种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经常上演的中国式的道德活剧产生了怀疑。作为生活在产生这种活剧的社会状态中的我，常常会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而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于是杨朱就从意识深处升起、凸现，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得以跳出“此山”，细细品味了阴影的神圣与卑劣，也使得我对杨子的理解，从一个奇怪的夏洛克、阿巴公、葛朗台式的中国吝啬鬼，变成了一个勇敢的、清晰的大智者。
是呵，如果不是这番寻找，我还一直以为中国古人都是愚不可及的大活宝，要不然，一个口称“一毛不拔”的小气鬼，怎么会成为“逃墨必归杨”的学界领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