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时的夏夜，我和四邻的小伙伴常挤坐在前院天井的一隅，顶着满天星斗，背依宽蓬密叶的葡萄藤架，乘着微微的凉风，聚精会神地听已是初中生的姐姐讲故事。
一个个美妙动人的故事，为我们这些童稚的孩子打开了一扇扇令人目眩神驰的外部世界的窗户，让我们如痴如醉。
姐姐的故事都来自她刚刚读完的中外小说。记得有《简爱》、，《红与黑》、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马克.吐温的《汤姆利亚历险记》以及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等等。
这当是我的文学启蒙。待长大后自己再读这些书时，就像重逢了老友，非常亲切。
初识几个字了，我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去寻找读物。姐姐的、同学的、图书馆的，各式各样的读物，只要能抓到手，埋头就读。
小学三年级起，我开始阅读长篇小说。不识的字就跳过去，囫囵吞枣，似懂非懂，中外、新旧小说一锅烩。就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苦菜花》、《迎春花》、《青春之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
隔壁小伙伴家是幢旧式洋房，三层是阁楼，封了十多年。里面堆放着原房主解放前夕离开大陆后留下的私人物品。年代久远，有关部门也忘了。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学，外面的派仗打的火热。无所事事、闲得无聊的我们擅自推开了那扇门。竟发现了满满一阁楼的藏书，真像发现了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宝藏洞。
我们欣喜若狂，整日猫在灰垢里寻觅，从成堆的书中挑出文学书籍。那些纸张黄脆，竖版印刷，繁体字的小说，让我们望而生畏。
几度胆怯，几度迟疑，但强烈的“阅读饥渴”使我们坚持啃了下去。多少天的废寝忘食，昏天黑地，我真读到了不少书。记得有《士敏土》、《毁灭》、《约翰.克里斯多夫》，及多本充满了诡秘氛围的外国神秘小说等。
但好景不长，一天，母亲发现我在阅读一本留有许多空白 的《二刻拍案惊奇》。她惊奇了，也拍案了，追问书从哪里来。以她认为，这是本绝对少儿不宜的读物。
一个电话，有关部门把小阁楼中的书统统运走了。
从此这批书下落不明。估计最终化成了纸浆。
我和当年的小伙伴至今还时常心痛地怀念它们。
我们要不是读得那么忘形，若再隐蔽些，小心些，说不定这批书现在就成了我们的私人藏书。
寻找读物的过程更加曲折艰辛。
我曾陪同男生爬过学校封闭的图书馆，偷过书；我曾狂喜地发现过一个街头借书摊，有许多难得一见的禁书。一天读完一本，就去换。三两本书读完，便不见了书摊的踪影。几番打听，原来被查抄了。
到了文革后期，七十年代初，阅读完全转入地下。
伙伴们悄悄传递的是手抄本读物，限时限刻，轮流传读。
说实话，那时经我手的手抄本，都是些文字粗糙、情节荒诞的低劣小说。但聊胜于无。
那时我已分配在南京郊区的小煤窑工作，因悄悄把家藏仅存的线装书《聊斋志异》带去躲在被子里翻看，被人发现。结果全矿大会点名批评，罪名是看“黄书”。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当代文学进入了“新时期”的第一个高潮阶段，我与全国人民一样，亢奋地阅读了大量的“伤痕文学”作品。
那时的我，只是在拼命填补多年的阅读亏空以及密切关注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变更，而不是在关注中国文学本身。
二
时光进入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干起了编辑工作。
我喜爱这份职业，因为这是份靠阅读来谋生的职业，因为我喜欢阅读。我曾多次不无夸耀地对同样喜欢阅读的朋友说：“你们谁能和我比工作？我的工作是读小说！”
干编辑工作之前，我干过不少工作，大都浅尝辄止，几年一换，从未找到过工作的乐趣。
一九八六年，中国当代文学处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处在一个变化、多元的时代，我走进了《钟山》编辑部。
那时的《钟山》，是个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小团体。编辑们大多是三十左右的年轻人。有范小天、沈乔生、苏童等。大家思想活跃，求知欲强，接受新生事物快。
每到上班的日子，编辑部热闹非凡，编辑们扎堆在一起高谈阔论。谈文学、谈作品，各抒己见，常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记得争论最多的是当时文坛刚刚出现的与传统小说截然不同的“现代小说”。
编辑部活跃、热烈的文学气氛像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了许多青年作家，叶兆言、储福金等也常加入到讨论中去。
刚进编辑部的我，这时总独坐一傍，兴奋地倾听着。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争论，使我学到了许多大学课堂上学不到的鲜活的文学观念，以及对“现代小说”的感悟与判断。
当时的主编是刘坪，一个抗战时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多次获过作品奖的老同志，一个敦厚大度的长者。他像长辈一样对待部下，既严格又宽容。布置任务时，说一不二，事后检查仔细，若有差错，“熊”得人想哭。但在文学观念上，他绝没有大多数同代人因知识结构造成的局限与保守，他喜欢与年轻人在一起，愿意接受年轻人的“新潮”思想和观念。他为《钟山》制定的办刊方针是“先锋性、探索性、包容性”，他在《钟山》营造了一种极宽容、民主的氛围。这种氛围一直延续至今日。
在主编的“宠爱”和“纵容”下，小编辑们一个个都“无法无天”，终审决定不用了的稿件，只要自认为是好小说，往往拿着小说便去据理力争。说出好在什么地方。只要言之有理，说服了主编，最终作品还是能够刊出。
三
刚进入编辑部，并没有来到阅读的天堂，而是陷入了阅读的泥淖。
从自发来稿中读到好作品，令人拍案叫绝，有沙里淘金般的快乐日子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令人沮丧、无法愉悦的文字，对人的确是一种折磨。
几个月的翻阅自发来稿，直读得人头昏眼花，兴趣索然。
直到一天，副主编徐兆淮拿来一篇江苏作家夏坚勇的短篇小说，让我写一份审读意见。
当时的我是何等的诚惶诚恐，我知道这是正式作责编的第一次考试。
我把小说反复阅读，许多章节都烂熟于心了，才开始动笔。一篇不超过万字的短小说，我反反复复，逐字逐句的推敲、编辑、定稿，以求尽量准确、到位。最后写下了不少于三百字的审读意见。
不久，这篇小说刊出，我知道我通过了考试。
要当一个合格的编辑，还必须有一批自己与之密切联系的作家。
我与作家们的广泛联系，始于1987年的《钟山》海南岛笔会。
这次笔会，是《钟山》第一次跨省份，在相距万里之遥的南国召开的笔会。编辑部派范小天和我去筹备这次活动。
范小天当时任编辑部副主任。他是个极聪慧，反应快，艺术感悟敏锐，工作有热情的年轻人。虽然我们年纪相仿，但他比我早几年到编辑部。在筹备笔会的过程中及以后的工作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编辑工作经验。
那次我与范小天几下广东，与南海舰队联合筹办这次活动。
对笔会的参加人数，具体行程及食宿安排，事无巨细，我们都与部队同志反复商量、敲定。
这次筹备笔会的过程让我明白，大量繁琐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对一个编辑来说，与组稿编稿同样重要。
1987年的海南岛笔会举办得非常成功。
编辑部邀请了林斤澜、李陀、戴晴、理由、高行健、陈建功、史铁生、韩少功、何立伟、谭甫成、储福金等作家。
铁生行动不便，编辑部的同仁们扛的扛、推的推。苏童当年年纪最轻，力气也大。铁生的上下车，常是他一人背上背下。全体编辑们的努力，使铁生获得了一次亲近南海大自然的机会，我们也在这次活动中与铁生结下了终生的友情。
在海南岛的日子里，作家与编辑们在大海和沙滩间流连，在椰林与海风下纳凉，多次开展文学交流对话。
尽管参加笔会的作家们年龄结构不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但对话是坦率、诚恳、又不失锋芒的。
作家李陀谈锋最健，因读书甚丰，他从中外文化系统比较角度考察文学作品价值的观念让我们觉得既新奇又可信。
高行健提出小说最终的皈依朴素境界的观点，何立伟认为小说语言本身就提供了多种审美可能性的观点，直至今日，仍可认为是文学创作中的真知灼见。而戴晴则认为谈文学不能无视社会内容，文学不能自命清高，逃避社会责任的观点，在今天仍有代表性。
李陀与戴晴因文学见解不同争执不休，最终以戴晴哭鼻子告终。当然，当第二天旭日东升，又一个美好晴朗的早晨来临时，他们又拥抱言和，一如既往了。
笔会是以作家每人推荐一本好书为结束的。
记得高行健首先写下了他最喜欢的《胡安.鲁尔弗中篇小说选》，接着陈建功、韩少功、史铁生------最后戴晴一人推荐了三本。这长长的书单，是作家们给编辑部全体同仁们留下的真诚纪念，也给我的阅读提供了依据。
这个笔会是丰富多彩和欢乐融洽的，它是海南岛美丽的大自然赐予的，也是编辑部同仁和全体作家们共同创造的。直到今日，仍有当年参加此笔会的作家朋友告诉我，这是全国最佳笔会。
四
和作家们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我便经常一人出门组稿了。
主编刘坪要求编辑们个个能独当一面，一个人能办的事决不两人去办。当时编辑划分区域组稿，我负责北京及东北地区。
组稿过程中，作家们常常把自己近期的几个创作打算告诉我，让我决定取舍。这种被动式的参与，让我既兴奋又紧张。开始我总小心翼翼，斟字酌句地谈出自己的看法。当这些作品后来在《钟山》一一露面，并获得好评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成功感，这是初当编辑时自感胜任工作的愉悦。
记得1989年一次在梁晓声北影厂的家中，十几平方的陋屋，他坐在小板凳上，背靠着当书桌的暖气片，给我讲了自己近期准备创作的两个题材。一是有些荒诞意味的小说，说一个红卫兵在串联时因事故昏迷，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突然苏醒，一切都不能适应的中篇小说；一是直抒胸臆，抨击时弊，回顾总结1988年的自我，反观89年动乱社会前兆的纪实性文字。当时动乱刚过，“莫谈国事”的风气很浓，出版禁锢也很多，大家余悸未消。对梁晓声这样一位一贯以平民代言人姿态出现，敢说敢言的作家，如若怕事，明哲保身，一定选他的荒诞小说。此时我的脑筋飞速运转起来：荒诞小说不是梁晓声的长项。而89年后的文坛一片消沉，急切需要具有批判意识、代表民意的振聋发聩的作品去触动、改变它，让民众和读者对文学重拾信心。我毫不犹豫地拍板要了他的纪实作品。90年一期，《钟山》刊发了梁晓声的《龙年，一九八八——一个作家的自白》，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文章思想深刻、文字犀利，作者毫不隐讳地对1988年的中国社会各方面存在的弊端展开了批判性的评说，体现了一个当代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这在当时的文坛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轰动也是预料之中的。
这样良好的合作，我在以后的编辑生涯中和梁晓声还有过多次。
《一九九七，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资产阶级》，梁晓声的另一篇在文坛打响，在读者群中受到热烈欢迎，极具前瞻性的纪实性作品就是其中一篇。
80年代中期，鸟瞰式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及人生百态的报告文学兴起，它承担了当时的新闻传媒诸多应该具有的功能，广大读者从中看到了许多过去根本看不到的真实故事、真实命运与真实的往事，感动着众多读者，获得了潮水般的好评。《钟山》在此是个弱项，与这批写报告文学的作家联系甚少。编辑部派我去组稿。
我奉命几上北京，逐家登门，找了多位当时最活跃的报告文学作家与有可能写出重大题材还不为人们熟悉的作者组稿。
因不知几位作家的住址，我先找朋友（《人民文学》的朱伟）打听。朱伟好心地劝我别去找最红的作家，他们都在闭门赶稿，没功夫理睬不熟悉的外省杂志编辑。我因编辑部的委托，还是决定上门。
那是在1988年的冬天，北京的寒风刺骨，我在北太平庄一带兜圈，下车时离要找的苏晓康的住址门牌相距几个号，心想边走边找，一会儿准能找到。
谁知北京不似江南的繁华市镇，小家小院，挤挤挨挨;北京的大机关、大衙门多，一个号就是一个大院，长长的围墙根本看不到边。几个号让我走了足足两小时，到了苏晓康家，我已浑身冰凉，喷嚏不断。
当时《河殇》刚出，全国影响巨大，其作者苏晓康又接二连三写出了一系列震动文坛影响全国的大手笔“报告文学”，他算得上是当时报告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各报刊蜂涌约稿，他正蛰伏在家赶稿。
房内的暖气并不太足，苏晓康穿着厚衣，蓬头痴面地接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此时已快中午，他早饭都没功夫吃。为节约时间，他干脆一边与我交谈一边为自己下了碗方便面。不便过多打扰，我说明了来意很快就告辞了。
过了几天，我在北京的住地接到了苏晓康的电话，约我再去见面。我住在南京驻北京的办事处，在王府井，中央美院的后面。他约我去金鱼胡同xx号。离我的住处很近。他躲在那儿赶稿。
找到那儿，苏晓康告诉我这套房子的主人与南京很有些关系，一问才知道是翻译家戈宝权的家，借给苏晓康用。
在那套房子里，我与苏晓康、贾鲁生（也是当年的一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谈题材、谈构思。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通过多次交谈，我与他们都交了朋友，彼此间取得了信任。苏晓康把自己积累准备了多年的资料和下步准备开写的文章内容一一摆出来， 让我挑选。
记得他谈到1959、1960年饿死几十万人的河南大饥荒；谈到国内的计划生育，用已成形的婴儿的脑垂体制作出世界领先水平的延缓衰老药等等，我仔细询问，反复掂量，最后与他共同定出写作计划、交稿日期。后因89年的政治动乱，这部作品未能成形。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使我增加了信心，懂得在组稿过程中，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去完成任务。
那次去北京，我还联络了王光美、林立衡、罗点点（罗瑞卿三女）等人。
这篇文章中要特别提及的是作家李陀。
他曾对我的北京组稿和与作家联系方面给与过很多的帮助。
李陀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他是个出名的文学活动家。他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热情扶持年轻作者，他的身边常聚集着一大批青年作家、评论家及编辑们。他是那种把中国的文学事业乃至文化事业作己任的人，他对文学的虔诚和挚爱几乎无人可比。
李陀是《钟山》的老朋友，早在1985年，《钟山》与王安逸、刘心武、钟阿城、张洁、谭甫成、乌热尔图、刘索拉、陈村、张辛欣、史铁生、何立伟、陈建功、贾平凹、冯骥才、李陀、郑万隆、理由共十七位作家签了份轰动文坛的协议。协议规定者十七位作家将把自己相当数量、具有较高艺术追求的作品在两年内集中在《钟山》上发表。李陀就是这份协议出台的积极支持者与联络人。
当时文坛对这份协议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钟山》从此由一份地方性的省级文学刊物，逐渐成为令人瞩目的全国知名的几大重要刊物之一。
我与李陀相识于1987年的海南岛笔会。之后我负责与北京地区的作家们联系，李陀给予了我许多支持。
他常常把年轻的、刚刚崭露头角、势头好、有后劲的作家介绍给我。
我因喜欢某位新人的作品又不相识时，也往往求助于李陀介绍。这样，我便认识了一批当时文坛的新人，有莫言、王朔、刘恒、余华等人。如今他们都成了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大作家。
前些年，李陀移居海外，但仍时有信来，询问国内文学发展态势与新人状况。在以后断断续续的归国日子里，他常找来大量的当代文学作品阅读与研究。
他对毕淑敏的作品称赞有加，并把她引见给我。
如今，他又把目光集中到一批更年轻的，被称为“新生代作家”的身上。一有机会，便兴奋地与我们探讨这批青年作家的作品，如朱文、徐坤、须兰的小说。他还把丁天推荐给我，使我与之联系的作家中有了七十年代后出生的第一位。
五
当编辑一晃竟有十来年了，这次借助《漓江》这个栏目，才得以坐下来，细细回顾自己十来年的编辑生涯，内心颇多感慨于温馨。
因编辑这个职业，十多年间，我读到过无数触及心灵的好作品，妙笔生花的好文章。这真是一种幸运。
这十多年间，我与国内活跃于文坛的老中青三代作家都有广泛的联系。屈指算来，我没联系过及没在《钟山》上发过其作品的名作家还真为数不多。
这十多年间，我组织过的栏目也比较杂，除各种小说栏目外，还组织过杂文专栏，散文随笔专栏，并组发过理论批评文章。
十多年间，我编发的作品陆续得过一些奖项：
我组发的理由的报告文学《元旦的震荡》获第一届全国“百家潮”报告文学一等奖。
我组发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进入“矛盾文学奖”终选名单；
我编发的李国文的中篇小说《涅槃》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及《小说选刊》年度优秀作品奖；
我编发的史铁生的短篇小说《第一人称》获得《小说月报》第五届“百花奖”；
我编发的华裔女作家於梨华的中篇小说《寻找老伴》获得《小说月报》第十一届“百花奖”；
我编发的张抗抗的中篇小说《芝麻》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
还有不少作品获得我省及《钟山》的各种奖项，如刘恒的长篇小说《逍遥颂》；朱苏进的中篇小说《孤独的炮手》、叶兆言的中篇小说《陈小民的目光》等，不一一赘述。
近年来，我组发的稿件大都能上《钟山》头条，及被各种选刊转载和报刊评介，我也因此经常受到读者赞誉作品的来信，我把它们看成是对我编辑工作的鞭策与鼓励。
推出新人是《钟山》的办刊宗旨之一。
近年来，《钟山》常用头条重点推出新人作品，其中就有不少是我从自发来稿或朋友推荐的稿子中挑出的。这些作品一经刊出，大都能被选刊转载，被报刊评介，新人也因此为文坛关注，被各刊物看重。
新人新作的采用，对编辑来说，是个考验。如今的自发来稿中，充斥着大量貌似“先锋”、“后现代”的赝品与伪作，如何通过剔除、筛选与淘洗，挑出闪光的沙金，最后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这是判断编辑眼光和基本功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靠长期的阅读积累、靠敏锐的艺术嗅觉，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与把握。
其二，采用新人新作，就必须摆正名家与无名作者的关系。认真负责地处理好每一份自发来稿。这要求编辑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与强烈的工作责任心。
少数民族女作家萨娜给我写信，称我是她的福星。她写作多年，一直默默无闻，自从我从自发来稿中将她的作品刊出，许多刊物纷纷向她组稿，报纸也作了专题采访，她趁着这个势头，一鼓足气写下了多个中篇、一个长篇，都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因此还获得了少数民族“骏马奖”。当然，这位女作家的成功是她自己的才情与努力的结果，但作为编辑，通过自己正确的判断，在作家起步时，助上一臂之力，使其在成功的道路上步子迈得快一些，大一些，这就是编辑的职责。如今，我们成了朋友。
六
许多人都说编辑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它是寂寞与清贫的。
这些年来，不少编辑同仁纷纷离开了原先的工作岗位。
有的当了专业作家，大部头的作品不断地出，出访各国，周游世界。我替他们高兴，因为他们的才华与智慧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要远远超过他们当编辑的。
有的成了商海的弄潮儿，拳打脚踢，显现出了英雄本色。我也替他们高兴。他们的聪慧与经验在变幻莫测的商场上屡战屡胜，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功。
我想，他们都在如今的时代找到了各自的生活位置。
而我，心态平和，自认为编辑工作最适合我。我热爱编辑工作，热爱为之工作了十多年，凝聚着自己一份心血的刊物。
一个人，能干着自己喜爱并适合的职业，这是一种幸运与福分。
从喜欢阅读到以阅读为生，这中间走过了多少年的路。看来，我还要继续走下去。
我会珍惜这份幸运，会惜福，会更加兢兢业业地，做一个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出过贡献的成功编辑。
《漓江》1998年二期